龙与象明缅战争

乾隆四年，时任总理事务大臣的张廷玉向皇帝献上了编纂了将近百年的明史，对于前朝的覆灭，《明史·神宗本纪》中记载：“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在清朝史官看来，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万历朝的种种乱象。在这其中，万历年间对于朝鲜、宁夏和播州的三大征，耗费了超过一千万两白银，使张居正改革后刚有好转迹象的大明财政濒临崩溃。事实上，在万历三大征之外，万历朝的其他两场败仗有着更大的影响——万历十一年的明缅之战和万历三十四年的萨尔浒之战分别撕开了大明的西南和东北边界线，给予大明以沉重一击。从战局上看，与明军溃败的萨尔浒相比，明缅之间的直接战争以明军大获全胜告终，但戏剧性的是，失败与获胜导向了同样的结局——后金逼死崇祯，缅王则杀死了以沐天波为首的文武百官，又将永历帝送给了清朝。为何明缅边境的冲突会演变成一场中缅之间的大战？明朝军队又为何会虽胜犹败？这场战争对中缅关系的后续发展造成了怎样深远的影响？这都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

一、其兴也战焉，其亡也战焉——缅甸东吁王朝的崛起与忧患

公元年之后，缅甸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蒲甘王朝在元朝军队的入侵和内乱交织下名存实亡，缅甸随后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分裂时期。直到年为止，蒲甘王朝虽然在名义上保留帝号，但其实际权力已转移到了掸族上层手中，史称阿瓦王国。缅甸南部的孟人趁机独立，建立起勃固王国，西南海岸的阿拉干地区则恢复了独立王国的地位。在14世纪60年代左右，缅甸三国鼎立的格局基本形成。年后，阿瓦与勃固之间爆发了长达40年的战争，成千上万的缅人在战争中死去，两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就在此时，位于锡唐河流域的东吁地区由于免受战火波及，成为了三国鼎立时期缅甸的“世外桃源”。在安定的环境下，蒲甘王国的遗民们大量迁入此地，使得东吁王国成为了左右缅甸局势的新力量。

东吁城

公元年，莽应体登基成为东吁国王。经过了多年的蓬勃发展，东吁王国已具备统一缅甸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年，莽应体攻克勃固城，将之确立为东吁王国的新都城。在他同父异母弟弟莽应龙的帮助下，莽应体于年击败了阿瓦王国和当地的土司的联合军队，加冕成为缅甸国王。然而，这位新登基的缅王因为沉迷于葡萄牙人的酒食宴饮，把统一缅甸的大业抛之脑后，生活逐渐腐化。年，勃固王朝的遗臣斯弥陶举起反抗大旗，攻占东吁国都勃固，莽应体本人死于战火之中，缅甸再次陷入内乱。

16世纪的缅甸人与外来移民

就在缅甸境内的封建主们各自独立，一片混战之际，势单力孤的莽应龙求助于葡萄牙雇佣兵，重新夺回了东吁旧地。在收拢旧臣，重振势力的过程中，莽应龙表现出超越兄长的勇敢与谋略，年，他攻占勃固，杀死了斯弥陶，一年之后，剩余的阿瓦势力被一扫而空。缅甸统一，蒲甘王朝瓦解带来的分裂局面被莽应龙彻底终结。显然，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并不满足于此，在修养生息两年后，他再次兴兵进攻暹罗北部。年，缅军攻克暹罗首都阿瑜陀耶，俘虏暹罗国王，在之后的二十年中，暹罗沦为缅甸属国。莽应龙的征伐仍在继续，在吞并缅北诸邦如孟养、孟拱等地时，缅军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莽应龙的军队越过边境，一直追击到了云南境内。年，莽应龙出兵阿拉干地区，但在攻克仙道卫后一病不起，第二年，其子莽应里继位成为新的缅甸国王。

图为东吁王朝疆域图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莽应龙在其任内连战连胜，将包括现在缅甸、泰国的大部，曼尼坡、老挝和中国云南的一部纳入控制，建立起缅甸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但其统治的基础较为薄弱，这些被军事征服的，一个个原本独立的国家和地区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并不甘心于缅甸的统治。另一方面，虽然莽应龙在位期间注重发展农业和商业贸易，重修了国内的交通道路，并在政治上秉持民族平等的概念，尽量友好的对待其他民族，但刚刚统一的缅甸东吁王朝缺乏治理经验，难以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治理制度，哪怕是在缅甸境内，莽应龙也无法处理掸族领袖们的频频起义。更何况，凭借当时的信息交流水平，缅甸显然无法与被高山大河隔绝的诸多地区和部族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机制，大部分表面上归属于缅甸的地区实际已成为独立王国。可以说，当时的缅甸帝国仅仅是一个凭借着莽应龙声望和军事威慑力强行拼凑而成的联合行政组织。他的儿子莽应里所继承的，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繁荣强大，实际上四分五裂的缅甸帝国。

但莽应里并未意识到帝国的潜在问题，或者说，为了平息隐患，只有持续的征讨、壮大声势才能避免帝国的分裂。然而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就在莽应龙去世后的第三年，暹罗国王就趁莽应里与阿瓦侯作战的空隙，举起了反叛的大旗，为了彻底征服暹罗，莽应里于-年六次大举入侵阿瑜陀耶，但均以失败告终。接受侧封成为藩属的阿瓦、东吁等王国，也屡屡叛乱而使莽应里疲于奔命。可以肯定的是，莽应里并非无能之君，他在父亲莽应龙的南征北讨期间屡立战功，也在征讨暹罗期间表现出了较高的军事素养和才干。据编纂缅甸史的英国人哈威评价：“（莽应里）尤狡谲险诈，善用兵。”但为了维持这样一个表面上强大的帝国，他不得不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王鲜有一年不从事于平叛战乱之战事。”年，为了解决与明朝之间的边境争端，他大举兴兵进攻云南边境。明缅冲突一触即发。

缅甸的葡萄牙雇佣军

二、从“守中治边，以抚为主”到“以夷制夷”

——明朝对于西南边境的政策演变

前文通过分析缅甸东吁王朝一统缅甸，并对外扩张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莽应里继承的帝国表面强大实则危机四伏，国内各邦的叛乱极大的牵扯了他的精力，使其无法全力进犯中国边境。那么，缅甸的对手大明王朝，又面临怎样的局面呢？想要解释这场明缅之战的起因，我们要从明王朝对于西南边境地区的统治政策说起。

明朝建立后，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北方的蒙古，对于西南边境地区，明朝统治者采取了“以静治边”的基本原则。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怎样区分是否为患呢？朱元璋认为：“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因此，对于西南边境诸邦，明王朝秉持了招抚为主，轻易不动用军队的统治策略。明初之际，为了平复边境各邦的紧张情绪，朱元璋仍以元代的官职册封边境土司，根据他们统治区域和忠诚度的大小，赐予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等官职，并允许他们世袭罔替，使边境各土司“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凡所调度，莫敢不服”。事实上，这一政策在明朝前中期的确起到了稳定边境局势的良好效果。下举两例说明该政策的具体应用。

对于一般的冲突，明王朝采取遣使警告，不具体干涉的做法。洪武二十八年，阿瓦来诉百夷侵略其国，夺取土地。明朝分别遣使告知二邦，对缅甸好言安抚“使彼此各罢兵守，乐黎民于市野”，对麓川思伦发严厉警告“若列国敢有凭弱犯寡者，则天子发兵以责之，贼害民者，亦发兵以伐之……朕今威尔守全，设或不守全而动，若不全亏，是为全亡，然莫若守全以图绵长不亦美乎？”二者皆听，思伦发更是“恐惧俯伏谢罪”，最终二国罢兵。

而对于不听从明朝调令，多次袭扰边境，构成威胁的，明朝也不吝于出兵进行打击。永乐三年，八百（邦名）不服调令，态度傲慢无礼，明朝先礼后兵，派遣云南西平侯沐晟率兵进攻八百，连破十余寨，八百君臣在恐惧中向明军乞降。

明代西南边疆

面对屡屡不服管教的麓川地区，明朝采取“析地”的策略，利用麓川内乱将孟养、木邦、孟定三府从麓川宣慰司的统治下分离出去，分别设官受位。这大大消减了麓川对于周边各邦和明朝边境的威胁，可谓是极其高明的手段。宣德年间，一心恢复祖辈影响力的麓川统治者思任发侵扰木邦，对宣宗的警告不闻不问。正统初年，思任发屡屡侵扰孟定、南甸、瓦甸等地，杀掠人民，壮大军队。经过朝臣讨论，明朝于正统六年、八年和十三年三征麓川，在与阿瓦、木邦等土司的周旋中最终擒得思任发，靖远伯王骥与思任发幼子思禄在大金沙江立石为界，划定其势力范围。虽然麓川之战明军获胜，但未能彻底夺得地区控制权，最终的结局不过是无奈之下的妥协，更为深远的影响是，虽然明军在麓川之战中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震慑了阿瓦等国，也最终解除了麓川对于边境的威胁，但屯兵西南的举动使得明朝在北方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减，成为了土木堡之变的诱因之一。

图为明朝三征麓川之役示意图

在明朝国力衰弱之后，其对于西南边境的控制力度再次减弱，其无力再通过“分其地、弱其力”的方式维持各土司之间的势力平衡。随着缅甸国内的四十年战争和东吁王朝的崛起，明朝统治者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样操控局势，通过下旨乃至于战争的方式制约地区之间的纷争。事实上，在明朝中期以后，统治者对于云南边境地区局势的判断和统治意愿已大不如前，他们认为“夷人自相仇杀，非犯我边境，不可轻动军官”。

面对边境局势，杨一清提出了以夷制夷的方针：“云、贵、川、广夷人，互相观望，若因其势收其心，可以不烦兵而定。”具体来说，就是利用相邻土司之间的关系使其互相牵制，一方叛乱，朝廷就会派遣另一方出兵平叛，这样不用调集中央兵力进入云南，避免更大规模的交兵。在安凤之乱中，这一做法得到实证，并一直沿用到明朝灭亡。但是，这种消极的防御政策随着土司势力的扩大和矛盾的加深而逐渐失灵。从成化年间开始，缅甸与孟养之间因为思任发之事互相攻伐。随着孟养势力的扩大，嘉靖五年（年），“（孟养）连木邦、猛密兵象攻缅，大破之，掳其宣慰莽纪岁（即莽应体父）并其妻子，杀掠无数，遂瓜分其地。”缅甸向明朝求援，嘉靖派遣使臣前往孟养处调查此事，首领思伦竟“夜纵夷兵鼓，火其释舍，勘官仅脱于烈焰中，惟赚回金牌信符以了事而已”。明廷面对孟养的公然挑衅毫无应对，纵容其与缅甸继续交战。这一举动为之后东吁王朝对于边境的侵袭埋下祸根。

三、里应外合，轻取诸邦——缅军对明朝边境土司的突袭

嘉靖十年（年），莽应体继位，东吁王朝建立。怀着对于孟养的刻骨仇恨，莽应体及其继任者莽应龙对孟养、猛密地区展开了连续不断的进攻。年，莽应龙趁孟密内乱，逼迫孟密和孟养首领向其宣誓效忠。年，莽应龙征讨反叛的二地，但因为雨季暂时撤退。三年后，莽应龙带领大军杀死孟养土司，又在深山中搜捕猛密贵族直至他们投降。中国方面对缅甸的征讨毫无反应，甚至连记录都不甚详细。仅记载“缅大兵攻迆西”，“（莽应龙）率象兵侵迤西，思个因中国无援，不支”。面对莽应龙的进攻，孟养土司思个曾向金腾兵备副使许天琦与其后任者罗汝芳求援，但均遭到回绝。在攻下孟养、孟密等地后，莽应龙继续以木邦作为突破口，军事和外交手段兼施，在万历十一年左右控制了云南边境地区的大多数土司，其势力进一步向云南境内渗透。

在此期间，明朝方面也并非全无反应。嘉靖三十九年（年），云南总兵沐朝弼，巡抚游居敬上报称：“瑞体（即莽应龙）侵扰邻境，当预防内侵。”时兵部尚书杨博知晓缅事，命令云南官员在蛮结处设置兵力，用来防备缅甸进攻。但是这一布置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缅甸局势，正如陇川宣抚使多士宁所言：“永腾、蛮哈，区区之隘，可恃以拒缅乎？”万历五年，云南巡按陈文遂向朝廷请命加强边境兵力以防备缅甸军队，上“御土夷十事”，朝廷并无回应。万历七年，陈文遂再上书请求增兵，被云南巡抚王凝阻止“兵不轻举……多处以安静”。云南官员的消极使得迤西彻底落入莽应龙手中，“因循养患，以致缅寇猖獗”。

后世评价明缅之战前明廷的应对，总会痛斥云南官员的腐败，明朝情报系统的无能，致使缅甸势力日渐膨胀而明军毫无应对。但笔者认为，云南官员并非隐瞒不报，朝廷也未必不了解缅甸局势，只是随着明朝国力的衰败和边疆政策的日渐保守化，明廷实际已无力阻止一个新兴政权的崛起和入侵。明中后期采取的以夷制夷政策，必然会导致部分土司势力的急剧膨胀和明朝对边境控制力的减退。当然，无论后人如何看待明军在战前的准备，一场大战已经在所难免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大举入侵边境的并非机智果敢、威名远扬的莽应龙，而是他的儿子莽应里。

莽应里

尽管莽应里极为好战，但他敢于在内乱未定、暹罗未降的情况下贸然进攻中国，主要是受到了陇川岳凤的唆使。岳凤，江西抚州人，嘉靖年间流落陇川，曾经密谋帮助陇川宣抚使多鲸上位，成为其女婿。多士宁继承其父职位后，多次向明廷警示缅甸的威胁，并劝说莽应龙不要与明朝作对。岳凤因与多士宁小妾私通，毒死多士宁后投靠缅甸，拜莽应龙为义父，又唆使木邦宣慰使罕拔杀死多士宁妻子，从此假意推举多忠为主，实际控制了陇川政权。万历八年，岳凤故技重施，毒死多忠后借莽应龙之手屠杀多氏族人，自领陇川宣慰使之职，从此彻底背叛明廷。但是岳凤的行径引起了其他土司的不满，遮放（地名）刀落恩之妻为多士宁之女，她联合南甸、施甸首领和木邦罕拔等人意图杀死岳凤，将政权重归多氏。但云南巡抚李凝惧怕与莽应龙为敌，又害怕这是缅甸骗取明朝出兵的计谋，因此没有同意。岳凤得知此事后，深恨刀落恩，罕拔等人。

万历十年（年），终于做出判断的明朝官员派遣军队和刀落恩共同护送多思顺继承陇川之位，并派遣官员捉拿岳凤。早有准备的岳凤逃亡缅甸，并唆使莽应里杀死了罕拔，害怕明廷和木邦报复的他向莽应里提出了入侵云南的计划：“一据陇川、三宣唾手可得”。莽应里随即宣布调遣兵马战象，准备进攻云南边境。十月，莽应里“调迤西、猛密、蛮莫诸蛮兵送（岳）凤至陇川”，在岳凤的威逼利诱下，当地土司尽皆归顺缅甸。十一月，莽应里在蛮莫起兵，分三路入侵云南。在内应的帮助下，缅军势如破竹的攻破了木邦、干崖、芒市等地。此时，缅军势力已遍布近边土司之地，并窥腾冲、永昌、大理、蒙化、顺宁、景东等郡。万历十一年正月朔，缅兵渡过潞江，攻破施甸，当地百姓被屠戮甚多。据《缅甸始末》记载：“（缅军）焚略施甸，剖孕妇以卜，男寇永昌，女寇顺宁，腹破得女，乃焚攻顺宁府。”二月，缅兵“破猛淋寨，防守指挥吴继勋、千户初维垣皆死之。是冬，应达攻盏达，副使刀思廷率兵拒，不敌，遣使求救不应，粮尽援绝，城破屠之。”自此，三宣六慰中的车里、八百、孟养、木邦、孟艮、猛密、蛮都尽皆归附缅甸，且出兵帮助东吁王朝骚扰边境，局势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图为三宣六慰示意图

缅军得以如此迅速的攻破三宣六慰，除了凭借内应和自身军事实力的强大，明军在战事爆发之初军事和心理准备不足的缺陷也影响很大。战争开始前，明朝在边境的正规军事力量仅有腾冲一千，永昌数百，而且大多是临时募集的士兵，毫无战斗力可言。而面对侵略，部分官员仍然秉持着以夷制夷的策略，对于遭受侵略的土司不闻不问。在这种情况下，早期战局的一边倒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名将、计谋与激战——邓子龙、刘綎收复失地

对于缅军的突然入侵，万历朝官员们并非没有预料。云南巡抚刘世曾早在岳凤勾结缅甸之时就有了判断，建议派兵杀死岳凤父子，来警示边境土司。万历十年，张居正为缓解边境紧张局势，免除了缴纳贡金的上涨，以求安抚土司。万历十一年（年），内阁大学士张四维将原本将要起运的二十万两矿银留在云南，来应付突发状况。缅甸攻破猛淋寨后，刘世曾向朝廷请求复设永昌参将，“以湖广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将，南京小教场坐营刘綎为游击，管腾冲守备事，使之募兵防御”。三月，根据兵科都给事中张鼎思的建议，黔国公沐昌祚移驻洱海，巡抚刘世曾移驻楚雄，调遣兵将数万，参政、副使、佥事、监军等人分道出击，联合木邦等地的反抗力量共同抗击缅军。在沐昌祚和刘世曾的指挥下，明军经历大小数十战，斩首一千六百余，头目数人。刘綎、邓子龙也皆领兵五千赶来。至此，明军基本稳固住了阵线，开始组织进一步的反击了。

面对明军组织的反攻，莽应里将缅军和各邦军队集中在猛卯和猛炎两地。西边缅甸、孟养、猛密、蛮莫、陇川的军队以岳凤为主将在猛卯集结；东边车里、八百、孟艮、木邦的军队以罕虔为主将在猛炎集结。两路并进，进攻姚关。

而在缅军重整旗鼓，再次进犯之时，明军主将邓子龙已经等待已久了。邓子龙，江西丰城人，嘉靖三十七年中武举人。面对家乡肆虐的强盗，他应召入伍，跟随张元勋四处讨灭贼兵。万历十一年，邓子龙接旨后携部兵三千，弃妻子，兼程至边。五月十七日到达永昌城，六月初进入姚关备战。这个因抗倭而被人们熟知的民族英雄，在姚关之战中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民族情怀。凭借云南施甸县姚关清平洞的《恤忠祠记》碑文，我们可以对战场的情况有更多了解。

图为今滇西姚关镇外恤忠祠

根据碑文记载，万历十一年五月，邓子龙离永昌时，指关誓曰：“不复三宣诸郡，不擒罕、岳诸夷，不平西南一统，不复入此关”。到了姚关，邓子龙远望见白骨累累，尽是被缅军屠杀的百姓尸体，怒而与士卒断发誓师道：“与汝三千人来八百里，以赤心同死生，随寇百万众，乌合何足惧！断不共此天。”士卒们“洒泣激扬，人皆拔剑扼腕，欲一战”。

万历十一年六月，邓子龙在姚关缜密布防，他在要害处列营垒、列烽火，筑竖营。将军队分为前、左、右三军，并派出奇兵绕道断绝缅军归路。战前，邓子龙命令手下：“贼到勿与战，且走。云屯星列，若张置然，惟之待也。”十一月初，缅将率诸路军马而来，与景宗真在姚关汇合。缅军见姚关防守严密，营垒坚固不敢贸然攻打，派遣景宗真诈降以打探虚实。邓子龙表面上将其纳入心腹，出入不问，实则向其传递错误信息，如明军惧怕大象，纸灯笼可以抵御大象等等来迷惑对方。初二日，缅军正式进攻，邓子龙命令前军偃旗避战，凭借事先挖好的沟垒阻碍敌军前进，直到下午五点，缅军未能前进半分。经历了一天的战斗，缅军早已饥渴难耐，正在此时，邓子龙亲自指挥中军，左右伏兵一齐发射火箭，又大鸣锣鼓，惊扰象群，战象在缅军阵中四处奔逃，象上的缅军头目都跌落在地。明军左右翼在弓弩的掩护下冲击缅军，缅军大溃，被斩首千余，尸横如山。邓子龙率军连夜追击至攀枝花，敌军的退路早被截断，缅军在夜里争相渡河，“投尸水中者如蚊、水为之尽黑矣”。

邓子龙

姚关之战中，由于邓子龙的指挥，明军大获全胜，景宗真战死，其弟景宗才等多名将领被活捉。邓子龙利用罕虔急功近利的特点，利用景宗才诱骗罕虔，说自己愿意与之和谈，朝廷可以册封他为宣慰使，从而促成明缅罢兵，罕虔果然中计前来。十二月二十日，明军在湾甸设伏，当场擒获缅军主将罕虔。罕虔之子招罕统领军队据险坚守在三尖山一带，邓子龙放走俘虏，假意撤退，并派小股部队大张旗鼓的攻打八德。招罕果然中计，派遣部队救援八德。邓子龙以间谍贿赂蒲人，从而得知后山捷径，他先令邓展袭击后山，并与之约定以炮火为号。第二天，邓子龙亲率大队攻打前山，大炮一响，后山火箭尽发，缅军的战象和战马四散奔逃，坠崖者不计其数。三尖山一战，明军再次斩首和俘获了敌将招罕在内的数千人。经过了邓子龙攀枝花、湾甸、三尖山三捷，罕虔部被彻底歼灭，一心归附缅甸的土司势力被消灭大半。剩余的土司部族也心怀恐惧，纷纷背叛缅甸，投向明朝。

在邓子龙姚关大捷后，刘綎也于万历十一年十一月进攻陇川。当时担任邓川知州的何钰早有归顺明朝之意，单骑前往游说岳凤投降，岳凤在明军面前惊慌失措，答应了何钰的要求，派遣妻子和儿女前往明军处归降。刘綎提出五个条件：一是擒获陪臣；二是追获罕民并干崖印信；三是献上伪造的印章；四是归还被俘的百姓；五是招徕迤西。岳凤仅肯给出缅人18名，象一只，马五匹和伪造的关防文书。刘綎见到对方诚意不足，就假意赦免岳凤的罪责，命令他招降缅甸土司，实际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突然领兵进入陇川抓捕岳凤。岳凤走投无路，只好彻底归降。在岳凤和其他内应的帮助下，刘綎轻松攻下陇川，擒获缅甸头目三十六名，银钱、刀枪、甲胄不计其数。之后刘綎又“招抚孟养贼，贼将乘象走，追获之。复移师围孟琏，生擒其魁”。在一系列的安抚和围剿下，到了万历十二年二月，孟养、猛密、木邦、陇川等地的土司皆已完全归顺明军，就连阿瓦王都投向了明朝。刘綎于威远营会盟诸首领，共同盟誓并刻石碑于大金沙江的岸边，石碑上刻：“诸夷格心，永远贡赋。洗甲金沙，藏刀鬼窟。不纵不擒，南人自服”。战事至此，自嘉靖以来被缅甸东吁王朝侵占的云南边境地区已被明廷基本收回。

面对缅甸土司的纷纷背叛，莽应里非常愤怒，他尤其无法理解阿瓦王的归降，亲自带领十五万精兵攻占阿瓦，并意图再次入侵三抚。五月，刘世曾上奏“云南猛密安抚司与缅兵交战失利”。六月，缅军在猛莫一带集结，意图与明军决战。但此时的局势已与第一次缅军入侵大为不同，明军主力尚在，刚刚归降的诸部也出兵相助。面对缅军的再次入侵，把总高国春率兵人汇合明军人，与蛮莫、猛密所部族士兵顶着瘴气和酷暑大败缅军，捕获首领二十余人，战象、马匹武器等不计其数。史载高国春破贼数万，连摧六营，为西南战功第一，他因此进官世荫副千户。至此，缅甸战事基本结束，莽应里不敢再战，退回缅甸境内。

万历十二年九月，万历皇帝于午门城楼举行献俘仪式，并磔缅甸战事的罪魁祸首岳凤于市。然而，表面上的得胜归朝并非意味着战事的结束，明军的一时得胜无法扭转缅甸地区的根本局势，邓子龙、刘綎的大捷也只是与边境土司交战，没有给予东吁王朝的主力以直接打击，在明军退却之后，云南边境地区局势再次陷入紧张。

五、边衅不断，边境收缩——战后明缅边境的争端与情况变化

公元-年间的明缅之战以明军大获全胜，万历封赏功臣而告终。从表面来看，明军在战争中连战连捷，邓子龙、刘綎等将领利用战争和外交手段震慑了边境土司，将他们重新纳入明朝统治之下。但是战争遗留下的隐患颇多——虽然明廷在战后封赏了部分在战时出兵帮助明军的部族：“诸夷舍目，向为莽胁者，一旦反正，并力拒莽，颇多俘斩，宜破常格升赏”。但实际上，明朝没能真正给缅甸主力以打击，大部分的土司部族都是慑于明军兵威，暂时向明朝效忠，而实际上仍与缅甸保持密切联系。孟养、猛密、阿瓦、南甸诸邦这些心怀鬼胎的部族早已摆脱了明朝的管辖，在明缅之间左右逢源。而国力衰微，自顾不暇的明廷只能延续以夷制夷的政策，放任土司们相互攻伐。幸好此时驻守蛮结的刘綎并未因为胜利而懈怠，他仍然顾念着恢复疆土、给予东吁王朝以直接打击。他上书奏称：“第念疆宇虽已廓清，莽酋犹然肆大，若不亟加剿灭，终为祸根”。他认为明廷应该在击溃缅甸军队后，改土归流，在险要之处设置关卡堡垒，分割设立宣慰使以成掎角之势护卫边境。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刘綎还“自备俸薪，收买战象三只，冲演兵马”，计划向缅甸的下一轮进军。但可惜的是，此时万历皇帝和朝中官员并没有再次发动战争的想法“当事惟以得凤与罕虔为功，不复问缅也”，刘綎彻底解决土司问题的构想彻底落空，中缅边境的祸根始终未能清除。

另一方面，明廷对于岳凤的处理不当，加速了土司们的反叛速度。在明军进入缅甸之前，邓子龙、刘綎诸将深知团结边境土司的重要性，多次宣称迫于威势降服缅甸的首领不予追究。当初收降岳凤时，刘綎也多次承诺只要岳凤配合，就可以留他一条生路。但是，刘綎（一说刘世曾）为了标榜自己之功，并没有向朝廷奏请岳凤的功劳，在招抚猛密、蛮结等地中竭尽全力为明军服务的岳凤最终落得磔刑的下场。尽管综合此前表现来看，此人罪有应得，但在土司看来，明廷背信弃义、出尔反尔的行为不可信任。他们这些在战争初期叛明附缅的部族，也很有可能遭受清算。万历十二年，以思忠为首的多个部族首领出逃缅甸，边境各邦皆惶恐不安。万历十三年初，明军方面也出了问题——刘綎治下不严，放任手下盘剥猛密首领思顺的财物，把总谢世禄、陈其正等人奸淫思顺妻妹，迫使思顺在屈辱之下逃亡缅甸。尽管刘世曾将事情奏明朝廷，罢免了刘綎，以刘天俸代之。但边境的战乱已经不可避免，得知思顺归降的莽应里大喜过望，集结军队三万余，战象数百头，出兵两路分取孟养和三宣。

万历十四年中旬，面对缅甸的入侵，孟养联合蛮莫、猛密等邦共同对抗缅军，并派使者向明朝求援，他们认为缅军象阵无可匹敌，唯有明军的火器可以对抗。明朝边境官员则大多认为，缅甸来势汹汹，明军缺兵少粮无力救援，但金腾兵守备李材力排众议决定出兵援助，他认为先前岳凤能够轻松勾结土司背叛明廷，原因就在于明军没能帮助各邦抵御缅军，失了人心。此时，明朝必须援助孟养，以安各邦之心。于是，他派遣偏将杜拭、李朝等人，与刘天俸合兵共同支援孟养。

杜拭于阵前大会诸军，赐予诸邦旗帜和银牌，又悬挂五百金以激励士卒。万历十四年六月，杜拭率明军与各邦兵马一道击溃缅军，斩首千余，势如破竹的收复了先前被侵占的遮鲁、哒喇等城，并引兵包围了密堵城。杜拭命令士兵换上缅军衣服，趁夜袭击，但在城墙前被士兵发现，缅军仓促迎击。杜拭、李朝等汇集各路兵马包围敌军，从四面八方发起猛攻。缅军将领猎挽、岳哈率领精锐的战象和标枪手部队向西南侧突围，杀死明将范斌。李朝大怒，亲自率领百余士兵登上城墙，用火砖、火箭、火龙一起攻击战象。战象受到惊吓四处奔腾，缅军自相践踏，死者无数，岳哈被流矢集中面部，跌下战象而亡，猎挽率残部渡过阿瓦江，仓惶逃窜。磨勒、磨范等城池皆降。

自此，万历十四年的缅军入侵基本结束。在孟养、蛮结等地夷兵的帮助下，明军击溃缅军，捕获六百八十九口，斩首三千四百余级，盔甲、刀枪六十三具。在收复失地的过程中，明朝趁机招抚沿途部族，将大量的缓冲地带纳入统治，单从拓土面积来看甚至强过上次战役。

明军虽胜，思顺投奔带来的余波却并未结束。万历十六年（年），莽应里在思顺请求下再次出兵占领猛密。抚镇官萧彦等人同意出兵剿灭，认为“腾冲以三宣为护卫，三宣与蛮莫接壤，三宣安，内地得宁，蛮莫靖，外藩可固”。同知漆文昌单骑招抚思化，蛮莫从此重回明廷掌控。万历十八年，莽应里再攻孟养，刘朝出兵援助，但缅兵势大，明军只能撤回。同年十一月，猛广失陷，土司震动。明朝官员们自知无力与缅军对抗，只能命令“振抚臣许以便宜从事，相机援剿，以靖地方”。万历十九年初，缅军再攻蛮莫，思化向明军求援。明朝重新启用邓子龙，以火把疑兵之计大破缅军，斩首八十七级，蛮莫之围遂解。但是，一时的胜利无法给边境带来长久的安宁，莽应里始终窥视着中缅边境的一举一动，伺机发动入侵。万历二十年初，缅军利用猛密土司叛逃的时机多次派兵袭扰，明军予以回击，但未能取胜，双方对峙弥月后缅军自撤。十二月，缅军再次大举入侵，号称兵三十万，象百只，蛮莫、陇川等地皆失陷。明朝巡抚陈用宾认为与黔国公沐昌祚等人再度发兵击退缅军，蛮莫等地回归明廷掌控。

自万历二十年后，莽应里因为屡征暹罗的失败而忙于应付国内的叛乱，无力顾及明缅边境，明朝有了喘息时机来加强云南边境的防御。万历二十一年，巡抚陈用宾遵从李本固的建议，设立八关二堡二十四屯以抵御缅军入侵。他认为“（八关）断属夷挑衅之路，绝缅人私兵之端，树天地自然之险”。同时，由于粮食调运的艰难，陈用宾又采取赋税减免的优惠措施鼓励边军屯田。八关二堡的设置，的确达到了其原有的构想，士兵得以饱饭便宿，缅军入侵基本停止。但八关所在的位置横在三宣与六慰之间，导致土司皆认为六慰失去了明廷的庇护，划在了明军的防区之外，这为后续的边衅埋下了伏笔。况且，从实际布置来看，八关根本无法防备缅军入侵——每关隘之兵力不过二三十名，八关总兵力不过官兵一百八十四名，并且防御仅限于春冬两季，其余时间士兵各自散去。边境和平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缅甸国内叛乱，莽应里无暇入侵。自年莽应里第五次征讨暹罗，失败而返后，诸侯纷纷叛乱，各藩出兵抢夺地盘、人口却无一效忠于王。万历二十七年（公元年）莽应里被东吁王与阿拉干王共同围困在白谷，被迫让位后被杀。同年，继任的莽应里之弟良渊王为了恢复疆域进攻孟养，甚至冲破八关直抵腾冲边境，但在云南巡抚的调令下，南甸、蛮莫各邦首领领兵击溃缅军，入侵无果而终。此后，经过从万历三十年到三十四年的五场战争，阿瓦再次控制了木邦、孟养、猛密、蛮莫等邦，明王朝实际控制仅限于三宣地区。而在此期间，明军紧守八关边界，并未救援诸邦。此后，阿瓦在良渊王之子阿那毕隆的率领下，立志于恢复莽应龙时期的领土。挥师向南的缅军不再侵扰边境，而万历末年东北告急的明朝更无力收复丢失的疆土。明缅之间的边界，自此保持在了八关一带。正如徐霞客所言：“八关分华、夷之界”。

图为明朝控制缅甸疆域

六、战事总结：明缅之战的影响

从万历十年开始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明缅之战，并非是简简单单的一场明朝与缅甸王朝之间的战争，而是几代人对于明缅边境三宣六慰这一地区持续不断的争夺。自年缅甸东吁王朝兴起，至年明朝八关稳固，缅军停止入侵，双方之间的军事争端始终以东吁王朝作为主动的一方——除万历十一年刘綎深入阿瓦城外，明廷基本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形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应归结于前文提到“守边治中，以静治之”的明朝开国战略。从几十年的战事来看，明廷的反击始终无法伤及缅甸根本——即使是邓子龙、刘綎以及沐昌祚、杜拭等人的几次大胜，所获和斩首始终有限。明廷始终无法对于边境土司进行有效的控制，背叛-入侵-激战-招抚成为了几十年间明缅边境的主旋律。而在这期间，尽管明朝精英的文臣武将们始终想方设法解决边境问题，但从恩威兼施到以夷制夷，从屯兵蛮莫到建设八关，这一系列的政策与军事战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明军被动挨打的局面。

纵观全局，我们可以看到，自三征麓川，胜负难分之后，明朝君臣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共识——边境问题不可能通过纯粹的武力方式解决，一味的通过武力消除威胁，稳固边境必然陷入战争的泥潭，明朝官员、将领的一切后续思考都建立在维持表面秩序，而非形成有效统治的基础上，因此土司的纷争乃至于背叛在所难免。这些在明缅之间左右逢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土司，逐渐认清了一个事实：明朝无法为他们提供实际的保护，而缅甸才是他们真正的威胁。因此，即使邓子龙刘綎大败缅军，边境的土司们还是不肯真心归顺，仅仅是发了几句违心的誓言。另一方面，边境将领和官员们办事不力，屡失信用，调解往往偏袒于一方的做法也致使土司们始终缺乏信任。最终，穷兵黩武的莽应里在战败后走到了末路，背主弃义的岳凤机缘巧合之下没有逃脱应由的审判，屡立奇功的邓子龙在抗倭战争的终末为国捐躯、光荣而死，有勇有谋但贪婪成性的刘綎也在萨尔浒的战场上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明缅之战中的几个关键人物，似乎都获得了应有的结局。由此来看，受到创伤最为深重的，无疑是中缅边境的普通百姓们，明缅双方军队军纪的败坏，和战争交织在一起，带给了他们双重的苦难。然而，这场战争的最终影响不不止于此，受害者们也比我们预想的更多。

缅甸军队

光绪二十年（年），薛福成代表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基本将中缅边界划定在了八关一带。从法理上承认了“自明季国势衰弱，边事渐不堪问，以至永腾防边，仅守八关”的恶果，被清朝所继承。从结果上来看，在万历末年前从属于中国的西南大片土地，正是在明缅之战后失去控制而成为了缅甸的正式领土。原本居住在这一区域的“掸族”，也被一分为二，遗留在中国境内的族群，就成为了如今的傣族。这或许，才是那场一百多年前的战争，留给我们的最大梦魇。

图为薛福成划定疆域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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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龚萌：《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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