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国家叙事和地方传统真的是对立的吗

最近读了一些华南的书，想谈一下这个问题，在高中时听到那些“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家谱”什么的话，总是会觉得一部中国史缺少具体的历史，具体的生活和细节，局限于一个“宏大叙事”，因而当时产生了一个“做一部三四线城市眼中的中国史”的想法，也是我找到历史地理这一兴趣点的原因。当时觉得，必须跳出国家叙事的视角，地方的研究方有出路，而似乎又并非如此。

但是当我真正深入历史地理的时候，看到研究从一个自然区、政区、地形区细化到一塘一陂，一沟一壑的研究，接触到这样一个个异质自成循环的地区，在感叹一些研究的精度和一些细致的分析的同时，却也感到这些研究缺失一些意味，不像《河山集》里那些着眼于一个地区甚至直接提出政策建议的论述那样畅快。如果说三大家的时代是历史地理的英雄时代，那么那些英雄谢幕以后，研究诚然如《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所鼓励的那样越来越精细，但一个个立足一个地区的叙事真正可以解释多少这个地区的发展演变逻辑。事实上，就岭南而论岭南，就云贵而论云贵的研究不乏发现，找到了许多地方的特殊性。但为什么上课时老师会说“华南研究只是将五种社会形态的工作在一个地区上重复一遍”呢？

刘志伟老师在《南岭历史地理研究》的序言中提到了JamesScott“逃离国家”的话题，其中他提到具体到岭南，如果抛开中原来看，南海沿岸的相对封闭性还是复杂性完全是一个“小地中海”。而在新石器时代，岭南也有很明显的迥异于岭北的文化。确实，即便到现在，我们也很难说保山、喀什这些沿边城市日常生活中非国家影响的成分有多大，这些人可能一辈子都到不了北京甚至走不出省，难道当地就像我们传统记载中描绘的那样吗？如果以它们作为中心会有怎样的结果?要知道，没有人会天然称自己是蛮夷，沿着这个思路确实会有很多不曾发现的问题，这似乎也蕴含了所谓新清史的部分逻辑。

然而，这个问题的讨论不需要也不能够逃离国家，这是华南研究比“逃离国家”不同的地方。我们回避传统的“国家”，是为了避免居高临下的审视地方的历史，造成部分事实的扭曲，而不是为了回避而回避。一些问题不能离开国家讨论，否则会扭曲更多。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云南保山距离仰光的距离甚至比昆明还近，为什么选择了昆明乃至北京的普通话而不是缅甸的官方语言？即便云南历史上出现大理独立政权亦如是，离开这个因素强调中南半岛和中国南部地区的交往，往往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强调地区的独立性固然可贵，但是，全国目前一个市乃至一个省如果不依赖其他地区发展，可以自足的会有多少？“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不依赖一个地区之力这是战国就有的道理。私以为，地方传统研究应该做的不只是明白这个传统是什么，还要区分其中地方性元素和“国家”的元素，观其消长，非华夏的地区为什么选择了华夏，又在多大程度上选择了华夏？其背后还有哪些其他因素影响，原因又是什么？解读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对地方社会进行抽丝剥茧式的解剖，相反，如果你缺乏细致的研究和了解，当地人不会信服你的结论。你的研究就只是空中楼阁。国家叙事不是洪水猛兽，相反它就是中国境内每个地区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最重要的一部分，在解读地方社会时，一个个具体的现象固然可贵，也是我们历史研究到现在仍然薄弱的环节。我们可以借此发现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在一个更大、更贴近当地人生活的地区乃至中国之外的地位。东北在我们眼里是关外是工业基地，然而在整个东北亚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在日本海和朝鲜半岛周边又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又是怎样向西走向游牧地区呢？这需要我们非常系统的考察才可以做到，通过这些我们能发现东北地区相对独特的传统形成的原因。但是一个最大的前提是，最后这个研究要回到中国，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暂时将国家因素抽离，但最后一定要回归。

前一段读到孙中山先生的一段话，虽然可能在很多层面并不现实，但其背后蕴含的气魄以及视野还是令人动容的。

斯言如是“我们革命的首都应在武汉，此乃内陆中心，一呼百应。建国的首都应在西安，　　这是中国全国中心。将来要做一个亚洲的中国，则应该建都在伊犁。”

这是一个立足内陆，着眼中国，并且最走向亚洲的气魄，小题目未必不能做出这样的效果，关键在于能看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