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榜王朝建立之前缅甸的对外关系状况,文化

缅甸学者昂曾这样描述缅甸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和缅甸之间，缅甸人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生存，主要是因为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同时，从缅甸的地理位置看，“三面环山，第四面靠海，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这些屏障并非是不可逾越的”。不可否认这样的天然屏障在古代社会对于国家安全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样的屏障在挡住外来入侵者同时，也封锁了缅甸的视野和束缚了自身发展，极易使其逐渐忽略外部世界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革，沉浸于东南亚区域之内，特别是中南半岛范围内的争斗之中。

一、缅甸地理和文化上的封闭状态

直至18世纪末，“缅甸孤立的地理位置首先使它与世界隔绝，当世界向它逼近时，它无法抵抗这势不可挡的力量”，他们一贯以为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西方殖民主义的船坚炮利之下逐渐被击溃。

缅甸位于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之间，与中国西南接壤，又是东南亚距离印度最近的地区，经历了漫长的原始部落社会，一直到年才开始建立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国，而此时的中国和印度已经产生了丰富灿烂的文化。缅甸看似离中国很近，但缅甸与中原之间隔着中国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打通了从四川成都到印度的交通线，由于汉文化的统治范围随历史发展是一个由北向南不断扩散和加强的过程，早期缅甸对于中国接触更多的是西南地区，正如葛兆光教授所指出的：“历史上的云南，未必是中国王朝的边缘，而是一个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汉地佛教与南传佛教，自己泰、苗、彝、汉等族群交错的核心区域”。

印度在文化上对缅甸或者说整个东南亚的影响是深刻的，“印度教-印度佛教的王权宇宙论相联系的以国王为中心的印度政治制度、印度史诗和宗教经文、印度数学和天文学、印度的耕作和手工业技术，在新的国家变得日益牢固。梵语成为官方语言，并且与语一起被用于经文”。

公元10世纪之前，缅甸距离印度的政治文化中心更近，除了陆路，海路也可以到达印度，在文化传播的时间上也占得先机，这一时期也是缅甸从原始公社向早期国家的过渡时期，经济发展缓慢。世界的巨变并未引起缅甸统治者的足够警觉，继续将大量的兵力和财力用于对外扩张，国内各种矛盾日益突出，而西方殖民者也抓住了这一弱点，除了掠夺缅甸的自然资源、挑拨并激化缅甸的内部矛盾，还以向缅甸输出西式军火为条件与贡榜王朝统治者签订早期的条约，使缅甸更加沉浸于对外扩张之中，与周边邻国一直进行着战争，消耗国家实力。

二、东吁王朝与明、清两朝的关系

东吁王朝是缅甸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贡榜王朝在政治统治理念、对外关系理念、宗教文化等各方面贡榜王朝在很大程度继承了东吁王朝，统治者希望使缅甸在领土、对外关系上能够恢复东吁王朝鼎盛时期的局面，然而，在东吁王朝时期却未留下太多关于向清朝朝贡的史实，东吁王朝与明朝、清朝的关系对贡榜王朝与清朝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东吁王朝与明朝的关系

年，明朝建立，平定云南以后，对这一地区并没有一个稳固的统治，而此时的缅甸，虽然建立了阿瓦王朝，但各邦仍处于分裂状态，还有南部的东吁和白古（勃固）政权与之相应，形成三足鼎立的局势。此时大多土司都臣服于明朝，接受土官的封号，为明朝土司。这部分土司包括了今天缅甸的大部分地区，“明朝的洪武至宣德年间，是中缅之间往来较为密切的时期。据《明实录》的记载，从洪武四年到宣德八年，明朝先后15次遣使访问阿瓦、白古等地。从洪武二十六年到宣德八年，阿瓦、白古等地也先后27次遣使入访明朝”。明初时期，整体国力强大，而缅甸处于三足鼎立的分裂局面，势力较弱，并未形成统一力量，且边境土司的力量也有限，各种势力都希望取得明朝的支持，明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虽然并未得到巩固，但是对于这各区域内的诸多政权仍有一定的威信。

年，明嘉靖十年，缅甸结束了阿瓦、东吁和白古三足鼎立的局面，莽瑞体在缅甸中部兴起，建立了东吁王朝，缅甸的力量逐渐开始得到整合。到嘉靖十八年，莽瑞体攻下白古，年，莽应龙即位为缅王，随后完成对缅甸全境的统一，也是缅甸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统一，结束了掸族对缅甸的统治时代。此时缅甸的国力逐渐增强，而明朝的国力开始走向衰弱，东吁王朝与明朝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缅甸与明朝的官方交流逐渐减少。

这一阶段，在《明实录》中关于缅甸向明朝“朝贡”的记载屈指可数，且情况复杂，而史籍中关于东吁王朝与明朝之间的军事冲突的记载却逐渐增多。年，莽应龙逐渐向缅甸北部扩张，为了控制缅甸北部的掸族土司，也开始侵扰云南边境。

明嘉靖三十五年，莽应龙攻破了孟密、孟养、老挝，侵占了八百媳妇国（今清迈），成为东吁王朝的附庸。嘉靖四十二年，莽应龙出兵车里（今西双版纳一带），强迫车里宣慰使召温向东吁王朝称臣，随后命令召温带兵协助东吁王朝进攻暹罗。莽应龙进入扩张的高峰，而此时，明朝国力已经开始走向衰败，宦官当权，对于边境土司不但无法稳定其心，反而加重盘剥，使得原本就动摇的边境土司在东吁王朝的武力威胁之下，倒向东吁王朝一边。万历元年，缅军又攻下了陇川，莽应龙遂派兵20万据于陇川和干崖之间，到万历初期，木邦、蛮莫、干崖、陇川等重要的边境土司已经被东吁王朝控制，“于是木邦、蛮莫、陇川、干崖诸蛮，悉附缅，独孟养未下”。

面对西南边疆的危机，明朝并未采取及时有效的防御措施。而此时，明朝东北边患日愈严重，无暇抽身，没有足够的兵力用于西南边疆，当刘的军队撤出缅甸之后，莽应里又开始对孟养、蛮莫等边境土司进行侵袭。到明朝末年，明朝初年的三宣九慰到此时只有车里宣慰司以及南甸、干崖、陇川三个宣抚司尚保留在中国境内。

2.东吁王朝与清朝初期的关系

清朝建立之初，内忧外患尚待解决，且边防重点在西北，对于西南边疆更多地只希望保持现有的稳定状态，采取温和保守的态度，在西南边疆的管控上继承了明朝的土司制度，“暂令各从其俗，俟地方大定，然后晓以大义，徐令恪遵新制”。恩威并施，西南南甸、干崖、陇川、猛卯等傣族土司投诚，表示归顺清朝，顺治十七年，“云南车里宣慰司土司刀木祷投诚”。清朝对于西南土司的管理在明朝的基础上有所加强，特别是明朝一直忽略的滇缅中段和南段边境的防御。

清初沿袭了明朝土司制度，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稳定，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发展。但是，由于土司管辖的范围较大，且距离汉族核心区域较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一区域的管控力度还是有限。雍正即位后，相继任用高其倬、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开始在云南展开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加强中央对云南的统治，清朝的军事力量开始进入土司辖区。清世宗表示：“愿为内属者，数省皆然，自此土司，所属之夷民，即我内地之编氓，土司所辖之头目，即我内地之黎献，民胞物与，一视同仁”。

改土归流“使边疆逐渐内地化，在原来苗疆地区实行和内地各省一致的制度及措施，废除土司制度，改设府厅、州县，委任内地民官进行统治，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苗疆既成内地，于是提供内地汉人落地生根的广大空间，内地过剩人口，携家带眷涌入苗疆，开山力作，搭厂垦荒，具有移民实边的意义，对巩固边防，也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清前期主要侧重于对境内西南土司的管控，而对于境外土司，出于边疆稳定的考虑，尚未对其管辖权的归属与缅甸进行交涉。顺治十八年，在吴三桂入滇期间，没有及时恰当地处理这些土司的归属问题，错过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最佳时机，“是时三桂未及为善后计，边外木邦、孟密、大山诸土司，听其仍未缅属，不复能如明初之众建而分其势，由是缅甸竟国于西南”。由此，木邦、孟密只能被清朝默认为境外土司，丧失对这一地区的管辖权，对于境外土司则保持现状，不加干涉，为之后清缅关系的发展遗留了问题。

总结

清朝这一时期对于西南边防以对“内边”的防御为主，对邻国寄希望于“怀柔远人，宣扬恩德，恩泽徼外”，通过文化的感召力使邻邦来朝，但是，两国官方交往长时间处于中断，为清高宗时期清朝与缅甸贡榜王朝之间的边境冲突埋下了隐患。关于清朝对于西南边疆的治理，方国瑜对清前期的西南边疆治理指出：“筹滇而不筹边，治滇而不治边，后亦无议滇之边防者”。清初期对于西南边疆的治理并未巩固边防，为之后贡榜王朝为索取“花马礼”而进行的骚扰提供了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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