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地名学前期民国研究概论

原创牛汝辰

一、问题的提出

地名研究在我国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说在汉代地名研究就已达到一定水准，其代表作是《汉书·地理志》。笔者在《从中国地图史看历代地名研究》[1]一文中把中国地名研究史分为三个时期。即：（一）古代：1.先秦至西晋以前；2.西晋到明末。(二)近代：1.明末到清末；2.民国。(三)现代：新中国成立至今。当时笔者的分期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地图史的情况，加之所阅资料的限制，把民国时期的地名研究列入近代的第二阶段。由于近年笔者对中国地名学史兴趣日增，又阅读到一些有关资料，略有一些新得。笔者认为：民国时期(～)的地名研究应列入现代的初级阶段，它是现代地名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下面我们根据民国年闻地名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成果分类述之。

二、关于地名结构的研究

1、关于地名的构成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金祖孟先生，其代表作是《地名通论》一文[2-3]。他认为“每一个人名都可以分为‘姓’和‘名’两部分，每一个地名也可以分为类似的两部分。地名中和当于‘姓’的部分，表示若干地名之通性，为同类或同级诸地名所共有，可以称为通名；地名中相当于‘名’的部分，表示某一地名之特性，为该地名所专有，可以称为专名”。并进一步指出：地名的专名部可以不是地名、亦可以是地名。例如：“长白山”、“扬子江”、“免渡河”，其中专名部“长白”、“扬子”、“免渡”都不是地名。“浙江省”、“曲阜县”、其专名部“浙江”、“曲阜”都是地名。

特别应提到的是，金祖孟认为：“构成地名的专名部的地名和普通地名不同。‘浙江省’的‘浙江’和‘浙江又称之江’的‘浙江’虽同是‘浙江’两字，而其地位不同、意义亦不同”。前者是地名的重要部分，而本身不算独立的地名；后者却是独立完整的地名。前者只能指示浙江省那一区域的一种特征，就是：那里有一条曲折如同“之”宇的河流。后者却是代表那一条曲折如同“之”字的河流的本身。我们称“浙江省”的“浙江”为“二次地名”，以别于意义完整地位独立的普通地名。“二次地名也可以分为专名通名两部分。这两部分，有时同时存在，有时省去通名。‘浙江省’其二次地名兼有专名通名两部分。‘浙江省’其两次地名兼有专名通名两都分。‘浙’是专名，‘江’是通名”。“‘历城县’以城名县，意思是‘历城之县’；‘历城’以山名城，意思是‘历山之城’”、“‘历城县’之‘历’为‘三次地名’与‘二次地名’同称为‘附属地名’”。作者对地名的分析是很精细的。同时他还提出了“复合地名”的概念：“所谓‘复合地名’就是联合几个地名面成的地名。如‘宜黄’由二河名合成。”

2、关于倒装地名

徐松石在地名研究上可谓成绩卓著。他在《粤江流域人民史》(商务印刷馆年版)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地名的倒装结构——倒装地名。即通名在前，专名在后，或修饰性词在被修饰性词之后。

（1）关于南方的倒装地名

他指出：南方的倒装地名实在触目皆是。我们平时看惯了，听惯了，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但若稍加思索，便觉得这是世界上的一个特殊观象。例如，广东台山有冲洋、冲云墟、润华、洞美。其实应作洋冲、云冲墟、华洞、美洞。两粤实在是一个倒装地名的大海。另外“川、康、滇、湘、黔五省也有倒装地名。”通过以上分析，他指出：“（1）这些地名都是壮人的名称，有壮语的意义，可见西南倒装式的地名似乎是壮人的原给制作。而瑶苗杂居壮地，将它采用。现时苗瑶的倒装语法每不完全，以修仁过山瑶语为例，村呼为朗。小村叫朗当，乃是倒装，然而大村叫潭湖，就不是倒装了。可见苗瑶的倒装惯例，则表明瑶语古代广用倒装。江西和湖南东部倒装地名也是古有而今已绝无矣。（2）广东潮循地方古代虽有壮缭，但壮人数目必定很少。固为非但白话不流行于那边，而且壮意倒装地名非常稀少。江西和福建也是如此。可见这些地方古代最占势力的原是畲族。（3）这倒装地名之存留，在中国则包括四川、湖南、贵州、西康、广东、广西，在中同外则包括泰国、缅甸、安南。可见是壮意倒装地名存留的地方，不是现时就是古时有很大的壮人势力”。

（2）关于古代倒装地名

中国古代倒装地名见于北部各省的，以“城”字和“都”字为最多。如城文、城乐、城颖、城濮、城棣等，都卢、都匀、都掌、都梦、都梁等。他认为：“（1）此等倒装地名以广西为大本营，似乎甘肃、四川、陕南为最初的发源地，与蜀山文化的发源区暗合。（2）除川、康、滇、黔、两湖、两广外，古时江汉北邻、淮水流域、山东河北地方亦为此类倒装语法之所及。可见这时远古壮人以四川甘肃陕西荆楚为根据地，一支向东行而入豫皖和山东河北，一支向南行而东入滇黔两粤。鲁南和江浙皖南闽汕赣湘则为苗瑶盘踞；苗以迤西为众，，瑶以迤东为多。他们古代也用特殊的倒装地名。（3）北方所发现的倒装地名，多数立于汉和汉朝以前，这事表明汉时留存在北方的壮人(按，古越人)不是向南徙去，便是完全同化于中原汉族。”作者不仅指出了倒装结构，及其分布区，而且指出了古代的民族分布，又将语言地理学的方法运用于地名研究之中。同时他的这些研究方法又是区域地名学的一个范例。

三、关于地名变迁的研究

这方面以徐松石先生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在中国地名的演变中，古代少数民族语的地名有“国语化”(汉化)的趋势。他指出：远古东方土著部族的地名已经大半国语化了。因此所以我们看今日中国东部的地名只觉得他们是国语地名而不知道他们本是古代所谓夷蛮的地方。国语化的途径最显著的有下列几种：（1）完全联消古代地名，而代以国语名称。例如通志记周时东夷都邑，说戎都戎城、夷都夷安、介都黔取，都在山东境内。然而今日山东却已没有这些地名了。（2）将不熊望文生义的地名，使之成为望文生义。例如须朐乃古风夷地，不能以字面解释。周时改名须句，汉时改名须昌县，五代及唐改为须城，即今山东东平县治。每改一次，宇面上便多一点意义。（3）由倒装变为顺装。例如春秋楚城父邑原是夷地，所以倒装。汉置父城县，故城在今河南宝丰县东，现名父城保。父城乃顺装式。（4）由齐头式变为齐尾式。例如句吴改为吴国，句越改为越国。两粤板张、板莫改为板张村、板莫村或改为张村、莫村。（5）把土著音变为国语的公名字（按，通名）。

四、关于地名的比较研究

金祖盂先生在《地名通论》一文中对中西地名的差异作了比较研究，列举了五个方面的不同：第一，中文重字形，而西文重读音。因此，中文地名的变化由人为更换，而西文地名的演变由于自身的变化。第二，中文稳定，而西文易变。所以，中国的上古地名，大多尚能望文生义，而西方的中古地名，十之九已不辨来源。第三，中文地名的结构繁杂，而西文地名大多结构简单。第四，中文地名常能以较少的字数表示丰富的含义，如“衡阳”、“江阴”，虽仅用二宇却能表示明确位置。“泰安”、“江宁”，虽仅两字，而客观事实与主观意志兼而有之。此类地名为西文所少有。第五，同一地名其西文“字母数”常较中文“字”数为多。西文地名较中文地名为长。

五、关于地名文化学的研究

所谓地名文化学，就是从地名来探索中国古代文化的学问。这方面的研究在民国年间就已开始了，虽然当时并无人提出“地名文化学”一语。前文所述的徐松石的论著就是其中的范例之一。

谭其骧先生的《晋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徙》一文就是以地名为据来探索北民南迁的。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原沦陷。中原人民不堪战争蹂躏的相率往江南迁徙。而“要想在现存史料中搞清这次民族迁徙的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从当时侨置的州县中去找线索”。

另外像唐兰的《与顾颉刚先生论“九丘”书》、劳干的《由“九丘“推沦古代东西二民族》等许多文章，也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六、关于地名地理学的研究

地名地理学就是研究地名的地理分布的学问，在我国，地名地理学的方法迟至30年代就已运用于我国的地名研究丁[4-5]。地名地理学受益于语言地理学的发展。而语言地理学是在上个世纪末叶才产生于欧洲，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引入我国。而徐松石先生早在30年代就把这一方法运用于地名研究。

七、关于地名群的理论

金祖盂先生在《地名通论》一文中有“地名之结群”一节。他认为：“无论中外地名，都有一种‘结群’的现象。所谓‘结群’，就是若干不同的地名，由于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往往在形式上(用字)或含义上有类似的地方；这样类似的地名，可以很明显的自成一群。这种地名之群，我们称之为地名群；同一地名群所属各地名之间，因为有共同的来源，总有一种类似共同血统的关系。作者又分为语言地名群和诱导地名群(派生地名群)两类。

八、地名与相关学科的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是金祖盂的《地名学慨说》一文。

1、地名与地理

地名是代表地形或地域的符号，其决定与变更常受地理环境的控制或影响。所以特种气候产生特种的地名，特种地形产生特种的地名。试以山名为例：山有山的特性，这种特性常常反映在山名上面。山的外部形态是高，因此有摩天岭一类山名，此其一。山地云雰较多，因此有云山、云岭一类山名，此其二。山地雨雪较多，因此有大雨山、雪山一类山名，此其三。雪呈白色，因此有白山、长白山等一类山名，此其四。山地人迹罕至，因此有仙人山、佛山一类山名，此其五。山地常有鸟兽出没，因此有凤凰山、狼山一类山名，此其六。山深林密，因此有桐柏山、梅岭一类山名，此其七。山地矿产丰富，因此有金山、锡山一类山名，此其八。

2.地名与地域

因为自然环境与人文现象的不同，常常具有不同的特性。我们既可以地域的特性说明地名的特性，也可以地名的特性说明地域的特性。试以新疆为例：新疆地名稀少，可以表示那里人口稀疏，此其一。新疆地名的分布不均可以表示邢里各地带土地利用的不同，此其二。新疆地名的难读难懂难记，可以表示里种族，语言、文平的复杂，此其三。“迪化”，“镇西”等表示政府希望或意志的地名，可以表示郅里确是位于地理上及文化上的边疆，此其四。新疆汉文村落地名集中于天山东段的南北山麓，可以表示那里汉人分布情形，此其五。新疆地名上与水有关字眼的普遍运用，可以表示那里气候的干旱和水之可贵，此其六。新疆地名容易变化，可以表示那里村落以至都市常因沟渠的兴废与河道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此其七。其实达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区城地名学”的观点和方法。

3、地名与文字的创制

地名的决定与变更，常受当时的人为因素的影响或控制。所以，地名常因产生的时代而不同。中国最古的地名，往往同一字包括专名通名两部，如“嵩”字，上半“山”字为通名，下半“高”字为专名；“汾”字左旁“水”字为通名，右旁“分”字为专名；“郿”左旁”眉’字为专名，右旁“邑”宇为通名。这种古地名的产生，不仅是“用字命名”，而且是“造字命名”。这种“造字命名”的地名，大都位于五岭以北，长城以南，而以黄河中下游为最多。中国的古代文化产生于黄河下游，所以，这些古代地名的分布情形，极有历史意义。金祖孟的这一观点确有独到之处，以至于今天还无人对此作过更详细的论述。

4、地名与语言

这方面作者提出了“训诂地名学”和“读写地名学”的观点。前者主要是解释地名的语言意义或寻求地名的自来。后者的目的则是确定地名的正确写法与读音。地名的释义，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文义的解释，二是事实的解释。

九、《禹贡半月刊》地名研究述略[6]

该刊创刊于年3月，该刊属历史地理杂志。所使用的方法大多是沿革地理学，综合考证法以及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因该刊刊登了百余篇地名方面的文章，对我国地名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故单列一节而述之。

值得一提的是：韩儒林的《绥北的几个地名》，冯家升的《蠕蠕国号考》和《匈奴民族及其文化》等文章，已把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方法运用于地名研究。钱穆的《再论楚辞地名答方君》一文指出：古史地名，其先皆有普通名词，有义可言，如《尔雅》的《释地》、《释山》、《释水》诸篇。探案古史地名，可以推见古代民族迁徙的遗迹。如异地同名有先后，而其人文开发较早者得名在先，等等。

十、关于甲骨文金文中的地名研究

民国年间是甲骨文研究的一个高潮。较早从事甲骨文中的地名研究的，当推王国维先生。限于篇幅，在此只列主要篇目，以便查阅。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载《雪堂丛刻》（年），余永梁《金文地名考》载《语历所周刊》卷5期54、54（），张希同《两周金文中古地名辑录》载《山东大学》（.7），林泰辅《龟甲兽骨文所见之地名》载《支那上古之研究》，曾毅公《甲骨地名通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社年版，海波《甲骨地名通检》载《中和》卷1期1（.1）等。

十一、关于地名考证及译著

关于这方丽的研究成果实在太多了，若详加统计一定在千种以上。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冯承钧，他的论著、论文及译著百余种。主要有《西域地名》、《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西城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共九篇）等。岑仲勉先生在中外地名研究上可谓成绩卓著。主要著作有《中外史地考证》（上、下）、《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二册）。另外还有杨铄译的《西北古地研究》，王古鲁译的《塞外史地论文释丛》（二辑），同时向达、张星烺、翁文灏、李长傅等先生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成果。

十二、关于地名工具书的编纂

工具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民族文化的反映。由于清代是地名研究的一个高峰期，出现了数种地名工具书，如《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西域同文志》等，使此时地名工具书的编纂蔚然成风。这时出现了臧励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年）。此书上起远古，下迄现代，共收中国古今地名四万多条，是一部集中国历史地名词典之大成者。还有刘钧仁的《中国地名大辞典》（年），收词余条，后附中西文地名对照。还有按区划、笔画、韵汇编排的《中华民国省县地名三汇》，葛绥成按笔画排列的《最新中外地名辞典》共页，后附中西文地名对照索引，是一部较大的中外地名词典。还有丁詧庵的《中外地名辞典》（年），冯承钧的《西域地名》（年），收词条，后增为条。内容包括地名的罗马字母转写、方位、沿革及由来等，至今仍是研究中亚西域史地的必备工具书。

十三、关于地名译写的统一问题

上世纪30年代，关于外国地名译写的统一问题，已引起社会广泛地注意了，其中最积极的倡导者则是葛绥成先生。他先后发表了《地名之研究》和《统一中外地名译文之我见》。关于外国地名的翻译，他认为：首先“依据该地名所在国的国语翻译。”其次“国人翻译地名当尊重本国固有名称。”再次“可以公认的适当通译。有些地名，意义虽明显而不宜用意译，则可用普通的音译。”最后他指出：“注意地名的语首语尾。某些地名之首语或尾语，显然表示一种意义的，我们译写时应当特别注意。”他的这些观点，基本上也是我们今天地名译写的主要原则。

十四、简短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的地名研究，不仅有大量的理论方面的文章刊布，而且出现了《地名通论》、《地名学概说》等文章，标志着现代地名学已开始形成。而衡量一门学科是否形成的标准，首先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对象；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方法；再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科学体系：最后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成果。用这些原则来衡量一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至少从民国开始，地名学就已经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了。

我们要加强对地名学史的研究工作，围绕这个同题，我们有下西的工作要做：用先进的理论做指导，对中国历代地名学名著认真加以整理，从理论上建立起历史的联系，弄清中国地名学史的一些基本规律。

要开展断代地名学史的研究，这有利于对整个中国地名学史进行深透的研究。要写好历代地名学家的评传。

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地名学史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每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应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继承并发杨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地名学史是整个文化史的一部分，不仅研究地名的人应了解地名研究的历史，就是研究语言史、史学史、地理学史、地图学史的人也应该对地名研究的历史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古今地名学观点、方法、目的不尽相同，但历史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今天记取的。

参考文献

[1]牛汝辰.从中国地图史看历代地名研究[J].测绘通报,(6).

[2]金祖孟.地名通论[J].新中华（复刊）,,3(4).

[3]金祖孟.地名学概说[J].新中华（复刊）,,3(5).

[4]牛汝辰.语言地理学与地名学说略[J].语文导报,(9).

[5]牛汝辰.地图地名学浅谈[J].地图,(1).

[6]牛汝辰.《禹贡半月刊》地名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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