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不英六章王骥是明朝第一个封爵的文

与明朝中后期军队不能野战，逢战必输不同，在土木堡之变的军队战斗力是极强的。当时明朝在军事上有着很卓越的成就，将周边的藩属国先后征服，成为整个东亚和太平洋西岸最为强盛的国家。在此过程中明朝出了很多名将，这其中不但有朱元璋和朱棣册封的勋贵家族出身的将领，也有很多文臣出身的名将。王骥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员，他的辉煌战绩堪称明英宗朱祁镇时期最强。他是明成祖永乐四年的进士，由兵科给事中入仕，到明宣宗朱瞻基时已经是兵部尚书。他在对西北、西南各地的战争中立下大功，是明朝文官封爵的第一人。

从历史文献上记载的战绩来看，王骥的战绩比当时被称为军方第一人的英国公张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文官出身，并没有系统的学习军事理论，也不像勋贵家族那样有着家传根基，可他在军事上的成就却几乎凌驾于当时的所有人之上。在中国历史上有此能力的文臣可以说是极为少见的，而就明朝近三百年国祚来看也就寥寥数人而已。由于军事上成就的出色，他受到朝廷内外的广泛好评，还被明英宗朱祁镇封为靖远伯，成为明朝文官封爵的第一人。然而在史书上，王骥的评价却不太高，甚至被人写史的人故意贬低，以至于声名不显。

在当官的初期，王骥和其他进士一样都的是文官路线。他先后当过兵科给事中、应天府府丞、山西按察副使、顺天府尹等职务，在政治上的成就也很出色。

后来明宣宗让他当了兵部侍郎，兼职代管都察院事务，又升他为兵部尚书。从文官的角度来看，他几乎作到了文臣的极限，距离入阁拜相就只有一步之遥。可在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王骥在官场上的好运结束了。他先是在讨论边务时触怒了皇帝而被下狱，获释后又坐了冷板凳。直到鞑靼首领阿台汗入侵甘凉二州，明朝军队连战连败时，朝廷才想起他这位前任兵部尚书。

于是王骥被派到了甘凉二州整理明朝败军，重新面对逐渐崛起的蒙古鞑靼势力。王骥到任后，先斩杀了在之前作战中首先，溃败的指挥使安敬，然后有斥责了领军作战的都督蒋贵，最后裁汰明军中老弱病残，重新整军备战。战备完毕后，王骥领军出塞作战，以蒋贵为先锋攻打敌人盘踞的石城。一路上明军势如破竹，原来强盛的鞑靼军队则一败再败。从石城到兀鲁乃再到亦集乃，明军战功赫赫，抓获了包括敌军左丞脱欢在内的枢密、同知、佥院等官员十五人、万户二人，斩杀鞑靼军队三百余人，俘虏驼马兵甲数千人，降服了大量鞑靼部落。

然后王骥又率领大军采用分进合击的战略，分两路追缴鞑靼军队，俘虏了敌军右丞、达鲁花赤等官员三十人。这一战明军转战两千余里，让鞑靼军队主力彻底溃败，除了首领阿台与朵尔只伯以数骑远遁外，其余的全部投降明朝。王骥这一战让明朝在西北边陲的乱局完全平定，也打出了朱祁镇心里军事第一的地位。

后来麓川思任发父子叛乱，黔国公沐晟领兵出征大败。不仅让左都督方政中伏战死，就连沐晟自己也死在了回撤的路上。思任发的乱军乘机崛起，反攻了大量云南领土，使得整个麓川局势变得糜烂。为了平定麓川乱局，明英宗朱祁镇以王骥为云南总督，提督军政事务，率军南征麓川和缅甸。

从历史文献上看，王骥带兵先后三次出征麓川，彻底平定的麓川叛乱。在麓川掀起叛乱的宣慰使思任发兵败逃到缅甸后被迫自杀，缅甸国王向明军交会思任发尸体，然后向明朝遣使求和。由于在平定麓川之乱过程中的巨大战功，王骥被封为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靖远伯，岁禄一千二百石，世袭指挥同知，赐给貂蝉冠玉带。这个赏赐和册封在明朝还是第一次，他也称为明朝第一个由进士出身后封爵的官员。此后王骥又先后在平定湖广和贵州苗人的战争中领兵出战，成为明朝战功最为卓著的文臣之一。

虽然王骥在战场上立下如此功勋，但是在史书上却名声不显，甚至有不少文官和文人在自己的文章中攻讦他。尤其是在土木堡之变后，由于他与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走得近，又是皇帝朱祁镇的心腹，所有受到了整个朝廷的弹劾。北京保卫战后，明代宗朱祁钰即位称帝，王骥再次被下放坐冷板凳。他先是被放到南京总督机务，实际上这在当时就是养老的职位。朱祁镇回归后，他又被兵部尚书于谦扔去守备朱祁镇居住的南宫，彻底远离了明朝朝廷中枢。直到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复辟，王骥才因支持朱祁镇而被复起，再次担任兵部尚书。

分析王骥几起几落，在历史上评价不太高的原因，主要是他在政治上的立场导致的。首先，他虽然是文官出身，却在政治立场上与文官集团格格不入。他与先后两任文官魁首杨士奇和于谦都不和，政治上争端颇多。在麓川之战上，他反对杨士奇主的和策略，战争之中虽然取胜，却被文官集团多次攻讦，靠着王振力保才摆脱不利地位。土木堡之变后，他又与于谦不和，再加上是前朝皇帝的心腹，受到朝廷的排挤，被下放到南京养老。可以说他与两朝的文官集团的矛盾都很激烈，尽管在军事上成就斐然，却被人以各种罪名构陷。

其次，他在治国立场上倾向于军事策略解决问题，对于各地的乱局支持皇帝采用军事手段，这与文官集团的立场是背道而驰的。文官集团代表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他们对于各地的乱局倾向于招抚这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爱好和平，是因为军事策略花费更大。士大夫阶层不愿意在军事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尤其是对于西北和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更不是他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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