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下,我国制造业对越南投资面临的困

前言

互利共赢才能合作。作为世界工厂，中国需要贸易伙伴，尤其是在面对后疫情时代世界地缘的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出现巨大变数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加坚定地走开放道路，需要引进来，更需要走出去。年以来，我国在境外已经设立了家产业园区，累计投资超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30亿美元。这些园区基础设施完善、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有力推动了双边经贸合作，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和税收，加速了当地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

(一)疫情的持续会增加中越地缘的政治局势的变数，投资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化

数次卷入代理人战争的越南，饱受战乱之苦，逐渐转变外交策略，树立了大国平衡的外交方针，不选边，不站队，在大国博弈间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越南对我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回避态度就是这种外交策略的印证。疫情的持续发展以及中美的贸易问题迅速升级，加上美国印太战略的深入推进，越南国内开始在外交策略上产生分歧。年9月，越南前驻美大使范光荣公开表态，认为中美的贸易问题的优势方在美国，应该趁中国疲于应对之际放弃机械的大国平衡策略，抓住时机，通过谋求越美利益的共同点来遏制中国、维护越南主权。近年来，越南在我国南海争议岛礁问题上动作不断，南海局势波澜迭起，严重损害了中越互信。中美交恶、贸易战打响之后，越南能否在中美间继续左右逢源、维持平衡就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二)越南民间存在对华焦虑情绪，对中资企业情绪复杂

面对中国这个经济体量和人口数量庞大的邻居，越南民众对华存在着焦虑情绪，随着中国在南海战略地位的提升，越南的危机感加重。这种焦虑与危机情绪，部分转化为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导致许多经贸合作障碍被政治化。以中方在越的“节能坡”设计为例，中铁六局在建设吉河线时选择了波浪式的“节能坡”设计，即轨道在进站口是上坡，在出站口是下坡。这种设计符合列车运行规律，也更加节能先进。然而越南媒体未经专业调查即爆出新闻，称中国制造质量存在缺陷，铁轨未铺平。该铁路设计经越南媒体妖魔化后，在社会上掀起波澜，导致越南政府不予核准该设计，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

年5月10日，越南媒体《年轻人报》报道:供应链转出中国是越南企业“百年一遇”的机会。越南视新冠肺炎疫情加大中美矛盾为利好时机，对来越投资企业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努力向美国展示“友好国家”形象。越南对中国投资态度呈现重大转折性变化，值得中国投资者警惕。目前，越南对中国投资的限制级别已经从“限制落后产能及高污染行业转移进越南”转向全面禁止。预计准备进入越南的中国企业，在投资项目上会面临更加严苛的环保壁垒。已经在越投资的中国企业，面临“莫须有”的处罚与刁难的风险系数会加速上升。近期不少在越中资企业受到了处罚，理由皆匪夷所思，如某中资工业园区设计外观形似“九段线”，中资企业不仅被处罚还面临强拆。

(三)双方在投资项目上存在利益分歧

一是中资企业与越南本土企业存在同质化竞争的现象，挤压了越南本土企业发展空间，引发越南商界对中国企业的抵触情绪。二是小规模、低水平投资项目引发民众不满。越南学者认为，中国企业在越项目承包多，投资少，技术和资本对越输出倾向于短期化，没能在越南沉淀，未形成对越南经济的溢出效应，对越南当地的税收和就业贡献也不大。越南民众认为，中方企业将核心生产环节留在国内，选择在越南加工、组装与出口，使得越南制造业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越南劳工价值被压榨、剥削。三是部分中资项目的环保压力大，引发民众抗议与对峙。中国部分投资项目，如钢铁、化学品、水泥、铝土矿等具有劳动力使用密集、资源高消耗及高排放特征。越南认为这些投资项目技术落后，需要耗费大量自然资源，会对越南环境产生破坏作用。

麦肯锡公司认为，贸易全球化已经进入转折点，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跨国公司选择的生产基地将不会把劳动力成本优势置于首位，熟练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接近消费者的地理位置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才是跨国公司主要考虑的选址因素。这意味着劳动力的素质、创新研发以及市场将越来越重要，而这些要素恰恰是越南的短板。因此，越南官方希望能吸引技术含量高、能给越南经济发展质量带来溢出效应的高水平投资项目。现实是，来越投资项目多为劳动密集型，以组装和简单加工为主，技术含量普遍不高，自然引发越南对投资的焦虑。

二、疫情冲击下中国制造业对越南投资建议

(一)推进中越边境产业园建设，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纵观我国“一带一路”东南亚沿线大型项目建设情况，约有33%的项目因政治风险而失败，且失败项目主要分布在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四个国家。疫情冲击下，在越中资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级别仍然非常高。边境产业园区，顾名思义，应设置在双边国界交界处，以边境产业园区作为合作的载体具有十分突出的作用，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规避走出去的风险，降低走出去的成本。用工难、用工贵是当前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这也是众多跨国公司选择赴越设厂生产的重要原因。在中越边境地区大力推进产业园区建设，可以充分发挥对越南边境省区剩余劳动力的虹吸效应，实现双方优势互补，还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边境贸易需求，带动广西、云南这两个西部省区的经济发展。这种合作机制也有利于加强双方民间的交流沟通，对增进双方了解、化解民族情绪具有积极意义。

年以来，广西已经在边境产业园区建设、跨境劳务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广西崇左、防城港、百色等地陆续与越南的广宁、谅山、高平和河江四个省签署了中越跨境劳务合作协议，吸引了一批东部转移产业，有近家企业取得跨境务工用工资格，用工人数超过20万人。据媒体记者调查，越南务工人员普遍对在华的工作条件及工资水平满意，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理念和模式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同，并萌生长期在华工作的意愿。可见，这一合作模式，既可以避免制造业转移带给国内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又有助于稳边安边兴边，有助于中越双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目前，中越双方劳动力流动还存在政策性障碍，影响了园区企业的合法用工。可以协商出台人才聘用的出入境政策，用立法形式保障企业雇佣劳务人员的合法性，为企业解决用工后顾之忧。

(二)发挥在越中国产业园区集群作用，增强抗风险能力

对中国企业而言，选择在工业园区投资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加入园区可以实现规模化、集群化的生产，可明显降低走出去的风险和成本。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障碍和风险是语言、文化、法律、经验、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匮乏等。越南的商业规则、法律法规、环境保护等与中国存在着较大差异，产业园区作为企业集群的承载体，拥有较个体而言更庞大的行业信息库和人才网络，在获取、识别越南的制度环境上有明显优势。大家“抱团出海”，资源共享、相互借力，形成合力，可以规避经营风险，避免在东道国“交学费”。

二是避免中国企业在越南的“同室操戈”和同质化竞争，培育良性产业竞合关系，为中国企业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以摩托车为例，20世纪90年代，10余个中国摩托车企业为占领越南市场份额，在越南打价格战。由于忽视了质量把控，摩托车故障频出，导致中国摩托车品牌沦为低劣的代表，最后所有摩托车企业亏本撤出越南市场。中国企业在越经营务必要牢记教训，团结协作，用产品品质赢得对手与市场。

三是产业园区的准家长功能有助于规范企业行为。产业园区是母国、东道国、企业等多个投资主体间的合作结果，具有天然的协调优势，对入园企业发挥着类似一家之长的代理人功能。企业的行为直接关系着国家、民族形象。因此，产业园区会主动地规范在园企业行为，引导中资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这对维护和改善双边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重视利益相关方诉求

对越投资企业要注重利用当地的人才资源，适当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改变中资企业在越只销售廉价产品、赚取廉价加工费用、高消耗、高排放的不良形象。“三高一低”粗放型生产模式已为各国诟病和摈弃，也是部分越南排华事件的导火索。为塑造良好的大国投资形象，维护中越双方的合作利益，中方对越投资项目要向环保与民生倾斜。企业应按照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的要求展开对越投资活动，对越投资项目要符合越方环保要求。

结语

此外，对越投资项目还要尊重越方风俗习惯，注重保护越方劳工的合法权益。以食品加工产业为例，广西在越南设立了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项目。该项目已经延伸到农作物的产后处理、精深加工、物流仓储和贸易产业链，这些投资项目填补了越方生产技术的工艺空白，促进了当地的产业进步。产业链条的延长显著增加了产品附加值，这种合作惠及中越双方，从而成为我国海外投资的样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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