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混战时期是否存在外族入侵中原的现象

古代的中原王朝所面临的边患其实一直不少：北面、西面、南面都有不少的少数民族，但对中原王朝威胁最大的其实一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商周时期的犬戎、秦汉时期的匈奴、隋唐时期的突厥以及宋代以后的契丹、女真、蒙古都曾是中原王朝面对的劲敌。西晋、北宋、南宋、明朝等王朝因为打不过这些游牧民族而最终被灭。这种情况一般都发生在王朝动乱时期，中原王朝在和平稳定时期还是能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

公元年魏王曹丕接受了汉献帝刘协的禅让。尽管此时刘备还在大西南打着大汉的旗帜，不过还是有很多明白人清楚地知道那个曾发出“虽远必诛”的时代强音、那个曾令四夷宾服、那个曾打通丝绸之路远播国威的大汉王朝已成为历史。接下来的三国时代被视为乱世。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威胁最大的时候一般都是在中原王朝内乱的时候。魏、蜀、吴打成一锅粥的三国混战时期其实同样是有外族入侵现象的。

在经过两汉虽远必诛的持续打击之下强悍的匈奴已然倒下：这时北匈奴正在西迁；南匈奴已逐渐与汉人杂居融合。公元年曹操拘留南匈奴末代单于呼厨泉单于，派右贤王去卑监国，将南匈奴分成左、右、南、北、中五部分别安置在陕西、山西、河北一带。此时在北方草原上曾被匈奴征服过的鲜卑、乌桓等民族正日益崛起并渐渐有取代匈奴称雄的迹象。

统一了北中国的曹操坚持“奉天子以讨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的政治经济政策和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曹魏政权的军事力量和经济潜力都在稳步提升。曹魏对自己构成潜在威胁的外族势力采取了主动出击的策略：事实上早在建安十二年（年）曹操就开始计划对乌桓采取军事行动，这时他甚至尚未完全统一北中国。曹操为什么要远征乌桓呢？这实际上始于乌桓对袁绍之子袁尚、袁熙的收留。

官渡之战后曹操将统一北中国的形势已日渐明朗，乌桓在此时收留袁尚、袁熙暗含南下与曹魏争锋的意图，对此曹操力排众议坚持主动出击乌桓。当年五月曹操亲率大军到达无终（今蓟县）。这时正值雨季、道路积水。曹军在当地人田畴的引导下绕道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附近），于八月犹如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距离乌桓老巢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不足二百里的地方。

乌桓辽西部单于蹋顿与袁尚、袁熙率数万骑兵迎战曹军，曹军将领张辽指挥先锋部队趁乌桓军阵稍动之机发起猛攻，当场斩杀乌桓辽西部单于蹋顿，迫使乌桓及二袁的二十余万部队投降。十一月曹军进至易水，这时乌桓另外两大部族——代郡乌丸和上郡乌丸行的首领已得知辽西部乌桓的首领蹋顿在与曹军的对抗中身死之事，于是遣使前来朝贺，至此乌桓各部均归顺于曹魏政权。

乌桓的势力被压制下去了，然而鲜卑的实力正悄然壮大起来：轲比能本是鲜卑一个小部落的首领。由于他的部落靠近边塞，因此接纳了很多为躲避中原战祸而逃奔草原的汉人。这些汉人带来了更先进的武器和文明，渐渐地鲜卑军队也学会了用军旗、战鼓作为号令。轲比能早年曾通过护乌丸校尉阎柔向朝廷进贡。建安十六年（年）曹操西征关中十一路诸侯时田银、苏伯在河间反叛，轲比能率三千骑兵随阎柔平定叛乱。

延康元年（年）轲比能派人向朝廷献马，他因此被魏王曹丕封轲比能为附义王。然而随着轲比能的势力日渐强大起来就把统一鲜卑诸部提上了议事日程。全盛时期的轲比能统领十余万部众。如果他面对的是一个大一统王朝，那么十余万部众并不算多，可不要忘了此时正值乱世，这就使轲比能认为自己能乱中取利。太和五年（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出祁山北伐曹魏。

这就使轲比能自我感觉机会来了，于是他兵屯石城坐观成败。青龙元年（年）轲比能诱使东部鲜卑首领步度根依附。步度根在轲比能的支持下与并州刺史毕轨为敌，毕轨派部将苏尚、董弼等部出击，轲比能派兵在楼烦与苏尚等会战并将其杀死。青龙三年（年）曹魏的幽州刺史王雄派勇士韩龙刺死轲比能，换立轲比能的弟弟为王。之后鲜卑种落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曹魏的边陲因此得以安息。

曹魏还秉承了两汉开拓西域的既定国策。过去传统的史籍中对西域的记载多见于汉唐时期，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对西域的记载则是相对比较偏少的。尤其是西方史学界甚至一度以为西域在这一时期脱离了中央政府的管辖，以致于剑桥大学修的中国史中只有汉、唐、清三个朝代才把西域算在中国版图之内，然而事实上曹魏一直对西域进行着有效管辖。

早在曹丕刚承袭曹操的魏王爵位时就令苏则平定武威三种胡、酒泉和张掖的叛乱；曹丕称帝之后命曹真督军大破羌胡联军，平定河西，遣使复通西域，恢复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从此曹魏的西域长史府延续着汉代的西域都护府继续治理西域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不过中原地区的战乱还是波及到了西域：位于河西走廊和西域交界处的丝绸之路重镇敦煌因为战乱的缘故竟出现了太守职务空缺二十多年的现象。

一时间当地豪门大户强横自大，无人加以约束。曹魏统一北方后尽管仍要面临和蜀、吴两国的战争，不过比起群雄并起的东汉末年而言：天下的局势总算安定了不少。在这样的局面下曹魏将在敦煌重新设立太守提上议事日程，但受命任职的这位郡太守惧怕豪强势力，无力改变当地的混乱局面，使曹魏定敦煌以通西域的构想无法实现。公元年仓慈临危受命被提升为敦煌太守。

他上任后一改前任姑息退让的作风，以刚柔并济的手法来对付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有的招降，有的铲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接着仓慈又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减免赋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抑制和打击豪强，伸张正义；抚慰各方商旅，许诺一定保护他们的利益。由此豪强势力受到抑制，贫弱的百姓受到救济。从前所属县城的讼诉案件大量堆积，县令不能判决，多数都汇集到郡太守这里。

仓慈都亲自去审阅，斟酌挑选轻重，如果不是犯了严重的死罪，只是用鞭或棍责罚后就释放了。一年当中判刑的还不超过十个人。平常西域各族胡人要来中原贡献财物，但各豪门大户多拦路阻断不准过往。在和胡人买卖贩运的时候欺骗侮辱轻视，交易是否公平也大多说不清。胡人们对此怨恨，仓慈都慰劳他们：凡是要去洛阳的就为他们出具过关的凭证并封盖官印；想从敦煌郡返回西域的就给他们公平换取钱物。

仓慈还派官吏和百姓在路上护送他们，因此老百姓和各族胡人一起称赞他的品德和恩惠。几年后仓慈死在任内，郡里的官吏和百姓悲伤痛苦好像死了亲属一样。用画图绘制他的形象，怀念他生前的容貌。等到西域的各族胡人听到仓慈的死讯都共同聚会在主管西域的将军戊己（派驻巡视）校尉和当地官长的驻地举行吊唁活动，胡人放声大哭，有的用刀划破面容，以表明出自内心深处的诚意。

事实上很多人传统的三国印象包括了汉末群雄并起时期和历史上真正的三国时期两个时间段。最能说明这点的就是：曹操其实并不是三国时期的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百度百科对他的定义都是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可从来没说过他是三国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曹操和董卓、袁绍、袁术、吕布、刘表、刘璋、张鲁、孙坚等人各自崛起称雄一方。

经过不断的合纵连横和相互兼并后最终曹魏、蜀汉和东吴三方势力在群雄争霸的过程中逐渐脱颖而出。当魏、蜀、吴三足鼎立的格局形成时其他各路群雄基本已灰飞烟灭，不过也有两个崛起于群雄并起时代的割据政权存活了下来，从而成为和魏、蜀、吴并存的一方割据政权。这两个政权分别是辽东公孙家建立的燕国和的士氏政权。这两个政权开创者分别是公孙度和士燮。

公孙度（年－年）字升济，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人。公孙度少年时随父迁居玄菟郡。当时玄菟太守公孙琙的儿子公孙豹年方十八，但却早折了。公孙度少时也叫公孙豹，又与公孙琙的儿子年龄相仿，所以公孙琙一见到他就很喜爱。公孙琙送公孙度去学习，后来又为他娶了妻子。建宁二年（年）朝廷下诏推举有道之士：公孙度与东郡谢弼、东海陈敦一起被举荐担任尚书郎（后汉书为郎中）。

初平元年（年）公孙度的同乡徐荣推荐公孙度做了辽东太守。尽管公孙度做了辽东太守，但因为出身卑微一直不被当地的世家大族看重。在公孙度升任辽东太守之前襄平县令公孙昭曾刻意打压公孙度之子公孙康——将其贬为伍长。公孙度一上任就将公孙昭抓了起来，在襄平市中将其鞭打而死。郡中豪门望族如田韶等家只因在平时的来往上对公孙度没有恩惠，就都被他找借口杀了。

被他如此诛灭的豪族有一百多家，一时间郡中人个个惊恐万状。这是施威于内，对外他则雄张海东、威服外夷：扶余国王尉仇台更是主动成为辽东的附属，而公孙度也因为扶余在当时强盛的高句丽和鲜卑之间，将自己的宗族之女（《隋书》记载为公孙度之女）嫁给了尉仇台。在公孙度扩张海东期间高句丽王伯固畏惧公孙度的威名，在公孙度讨伐富山贼时亦派遣大加（大加为高句丽官名）优居、主簿然人等相助。

之后公孙度更是东征高句丽、西征乌丸，一时间威震海外。当时中原人士为躲避战乱多逃往辽东，其中亦有管宁、邴原、王烈、太史慈等知名人物。至此公孙度正式成为一方割据势力，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他趁中原战乱之机南取辽东半岛，越海取胶东半岛北部东莱诸县；又招贤纳士、设馆开学、广招流民，俨然以辽东王自居。建安九年（年）公孙度病逝，子公孙康继承其位。

建安十四年（年）公孙康大破高句丽，此后又讨伐韩濊，设置带方郡。至此辽东公孙家成为东北亚区域霸主：分布在今天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扶余、高句丽、乌桓等政权莫不臣服于公孙家。公元年魏将司马懿平定辽东公孙家，兴起于汉四郡之一玄菟郡治下的高句丽县的高句丽部族本来承诺与曹魏夹击辽东公孙家。司马懿直接将辽东并入了魏国版图，一无所得的高句丽发兵袭击了辽东。

正始五年（年）、正始六年（年）曹魏将领毌丘俭还曾两次东征高句丽。毌丘俭领导的东征是中原王朝对东北地区有史以来最远的一次征讨。战后魏之势力远至今俄罗斯滨海地区。毌丘俭东征使中原王朝对朝鲜半岛的实际统治版图、控制力度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曹魏在恢复了汉代设于朝鲜半岛的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地数千里。曹魏的带方郡太守甚至曾以宗主国的名义调解倭国内战。

曹魏在对待外族入侵问题上采取了主动出击的办法，而东吴和蜀汉在对待外族的态度上几乎也是一样。黄龙二年（年）孙权命卫温与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台湾）。这是历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中国大陆先民首次开拓台湾之举。孙权还想趁此次造访夷洲的机会顺便前往亶洲。《吴主传》中记载：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

由此可见亶洲大概就是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称谓。东吴对日本的认知及其联系其实是落后于曹魏的。《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记载了”彼时日本岛有邪马台国、狗奴国等数十个小国“等信息。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还曾多次遣使向曹魏进贡。魏景初二年（公元年）十二月魏明帝曹睿正式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赐予印绶、财物。同一时期东吴与日本并无官方层面的往来。

不过吴地会稽郡的人偶尔能遇到从亶洲来的人，会稽郡人出海航行也有落难漂到亶洲的。也许孙权此举是试图与曹魏争夺藩属国。卫温、诸葛直的夷洲之行在当时看来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之举：孙权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出海访求夷洲、亶洲，然而卫温、诸葛直最终没能找到亶洲。卫温一行历时一年仅成功抵达夷洲并带回了几千名夷洲人，但出海的万名士兵却“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

这次行为不仅没使东吴的疆域得以扩大，反而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此恼羞成怒的孙权将卫温、诸葛直下狱处死。然而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待这次夷洲之行，那么完全可以说这是功在千秋之举——至少东吴的海上开拓举动为台湾纳入中华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来在夷洲之行的同时孙权还试图攻取朱崖。朱崖就是今天的海南岛，和夷洲不同的是海南岛并非东吴最先开拓的。

早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年）就在海南岛上设立九个郡，朱崖在当时本是九郡之一，后来逐渐演变为整个海南岛的代称。按说从这时起海南岛就已成为中国领土，但在东汉末年的混乱状态下当地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夷洲之行的失败使原来进军朱崖的计划直到十二年后才得以施行——《吴主传》载：（东吴赤乌五年，公元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朱崖、儋耳。

东吴对位于海南岛南方的南海诸岛礁的方位、距离和海况也都已有详细记录。东吴以南海岛礁作为补给基地同东南亚各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梁书·诸夷列传》记录了吴人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国等多条东吴船队远涉海外的珍贵资料：公元年扶南国王范旃遣使到吴国贡献乐人和方物。同年孙权派遣中郎康泰回访扶南，九年后又派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

康泰和在扶南碰到了出访扶南的两位天竺使者，从他们口中了解了一些关于印度的信息，据此撰写出《吴时外国传》、《扶南异物志》两部重要著作。在《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一》中收录的《吴时外国传》的内容中有这样一句：从加那调州乘大伯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这里提到的大秦国是当时中国人对罗马帝国的称呼。

《梁书·诸夷列传》中记载了孙权遣使臣刘咸将大秦国商人秦论及男女各十人一道送回大秦之事，这可以佐证出东吴具备着强大到可远涉海外抵达罗马帝国的海运能力。吴人康泰在出使扶南归国后汇报称：在海外人眼中天下有“大秦国宝众-中国人众-月氏国马众”——罗马帝国盛产珠宝，中国人口庞大，控制中亚东部的贵霜帝国则经常出口良马。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和罗马的影响力都已辐射到东南亚、南亚一带。

当时一个叫秦伦的罗马人走海路来到了吴国都城并参见了孙权。孙权对于罗马的国家制度和物产非常有兴趣，于是多次对他咨询。后来孙权还把他在讨伐山越时虏那些身材矮小、皮肤较黑越人也送给秦伦，后来孙权又遣使臣刘咸将大秦国商人秦论及男女各十人一道送回大秦。东吴的海外扩张之路范围广泛：北抵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南达台湾与海南岛，甚至于东南亚地区、欧洲罗马帝国等地均有涉足。

公元年（蜀汉章武三年）夏四月刘备病逝后南中地区发生叛乱。公元年（蜀汉建兴三年）3月蜀汉丞相诸葛亮亲率大军沿水路自成都快速到达僰道（今四川宜宾），而后以僰道为前进基地开始分兵行动：东路马忠军自僰道向东南的牂柯郡进兵；中路的李恢军自驻地平夷沿小路南下益州郡偷袭孟后方；诸葛亮的西路主力自僰道折向西面，进军到安上（今四川屏山）一带。

在平叛过程中诸葛亮采取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坚持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策略，最终迫使以孟获为代表的南中豪强心悦诚服归顺于蜀汉。除了平定南中之外蜀汉政权也曾多次击败羌兵。诸葛亮治蜀时期对西南少数民族推行平等相待的政策以争取人心。这样的民族政策确保了西南边陲的稳定，而西南边陲稳定的形势更使蜀汉得以进一步与南方的缅甸、印度等地取得联系。

张骞通西域时曾在中亚的大夏国发现：当地市场上竟有蜀地所产的蜀布，后经询问得知此物系从南方的身毒国（秦汉时期对古印度的称呼）传来，张骞据此推测：在中国的大西南有一条从蜀地通往身毒的道路。事实上早在张骞通使西域开辟北方丝绸之路前西南先民们就已打通了一条从四川成都至云南滇东一带的“五尺道”。五尺道是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后派遣将军常頞率军筑路而成。

这条道路虽只宽五尺，但却和贯通全国各地的大秦直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王朝在云南保山设立永昌郡后汉王朝得以彻底掌控由属地通往如今缅甸、印度等地的商道。这条古道被称为“蜀身毒道”（又名南方丝绸之路）。这条古道从成都出发，一路经行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十多个州县，从腾冲进入缅甸抵达印度次大陆，当时中国的丝绸等产品就沿着这条道路大量销售出去。

诸葛亮治蜀时期把这条商道视为是和都江堰工程一样重要而加以保护。蜀汉在三国之中地盘最小、人口最少，蜀汉的经济来源除了农业生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蜀绣的销售。所以诸葛亮专门在成都设立“锦官”，“蜀身毒道”因为直接关系到蜀绣的对外销售也就必须在战略上对其予以高度重视。蜀汉不仅通过这条古道与周边的缅甸、印度等地取得了联系，甚至和东吴一样也曾接待过远道而来的罗马人。

当时罗马商人进入中国除了通过与东吴之间的海上通道之外还有另一条通道：当罗马商人抵达印度后会向东通过缅甸沿伊洛瓦底江到达蜀汉治理下的云南永昌郡。随着“蜀身毒道”贸易的火热使蜀汉都城“锦官城”成都成为了西南地区重要的“国际化都市”。曹魏灭亡蜀汉后罗马使节仍同样从先从海路来到缅甸，然后经过“蜀身毒道”抵达洛阳。崇山峻岭中的这条“蜀身毒道”堪称是东西方交往史上的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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