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何能永久解决蒙古边患

古代中原王朝所面临的最大外患就是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西周王朝被犬戎所灭；秦汉时期与匈奴鏖战；本身由鲜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北魏王朝所面临的最大外患是草原上新崛起的柔然人；隋唐时期与突厥的战争从隋文帝时代一直延续到唐玄宗时代；北宋先是被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压制，又被女真人建立的金国所灭，南宋则在与金对峙多年后最终被蒙古人所灭。被蒙古人所灭的绝非只有南宋：当时蒙古铁蹄踏遍亚欧大陆，所过之处西辽、花剌子模、西夏、金、斡罗斯、阿拉伯、吐蕃、大理、南宋等国无不臣服，蒙古人甚至对高丽、日本、越南、缅甸等国采取过军事行动。

自从公元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徐达从蒙元手中收复燕京之后蒙元势力就退回北方草原。公元年徐达率兵10余万北进蒙古高原，试图一举击灭北元。北元将领王保保在哈拉和林埋伏下重兵，当明军发起进攻后早已守候多时的王保保带兵合围了明军。此战的战斗结果是明军死伤3万余人，直到5月上旬才得以突出重围。此战是北元与明军的战斗中由原来被压制的不利态势逐渐扭转，此后北元与明朝的战略形势趋于均衡。明朝失去了剿灭北元的最佳时机，由此奠定了北元与明朝常态化对峙的格局，然而脆弱的游牧经济已无法支撑元朝仿照汉制建立起来的统一帝国。

于是蒙古草原迅速恢复到了成吉思汗统一之前的诸部割据状态。尽管蒙古诸部的分裂使其实力大为削弱，然而整个有明一代绝大多数时候都将蒙古作为第一大外患：明成祖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在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持续打击之下蒙古诸部进一步分化瓦解，即使如此明朝仍长期面对来自蒙古的战略压力：蒙古瓦剌部甚至在年俘获了明英宗朱祁镇并一度包围北京城，年蒙古俺答汗再次兵围北京城。然而明朝和蒙古这对斗了两百余年的老对手都没料到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却后来居上，以致于最终直接把明朝和蒙古这对斗了两百余年的老对手来了个一锅烩。

女真人也是一个骁勇彪悍的民族：历史上女真人的祖先建立的金国与蒙古也曾是世仇，然而金国其实已是一个相当汉化的政权了，蒙古灭金后定居中原的女真人大多汉化，因此被视为汉人的一部分，只有留在东北山海关外的女真部族还较多保持着射猎传统。年纳哈出降明后明王朝的版图就覆盖到辽东地区。明永乐九年（年）至宣德八年（年）的20余年中女真族出身的宦官亦失哈奉明王朝之命巡视黑龙江下游，明朝在东北女真族聚居地设有辽东都司和奴儿干都司两大行政管辖机构。明朝治下的女真部族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等几大分支。

同明朝和蒙古比起来女真各部的实力实在有限，甚至连李氏朝鲜也不断向北蚕食女真人的土地，西部的蒙古势力最强盛的时期也曾一度向东完全控制了整个女真地区。其实女真人的剽悍善战丝毫不弱于蒙古人，只是由于部落太小无法形成合力而已。然而明朝和蒙古持续两百多年的对立给女真人带来了机会：建州女真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利用明朝和蒙古对立无暇顾及自己的时机悄然统一女真诸部。直到这时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还给努尔哈赤去书声称：“四十万蒙古国之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致书水滨三万女真之主”，然而说出这番大话的林丹汗似乎忘了他并没真正统一蒙古各部。

这时的蒙古人早已不是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了，这时的蒙古已分化为喀尔喀、卡尔梅克、布里亚特、鞑靼、图瓦、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准噶尔、科尔沁、敖汉、察哈尔、茂明安、土默特等诸多部族。当努尔哈赤的后金大军对察哈尔部开战后不愿再受察哈尔统治的东蒙古各部纷纷倒向后金。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的改革已使后金（清）政权由刚开始的原始渔猎部族的联盟形态逐渐过渡成为较为成熟的国家体系，相比蒙古人单纯的游牧文明而言：这种兼具游牧渔猎民族的骁勇彪悍和强大高效的统一协调调度能力的政权其实更加强大。

事实上后期的后金（清）政权已不单纯只是由建州女真后裔组成的了，不仅成功统一了女真诸部，还组建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也就是说清军之中其实大量充斥着蒙古人和汉人。相比之下蒙古各部本就不统一，以致于在明军、清军中都活跃着相当数量的蒙古人，还要防备南方的明王朝，在组织协调能力上又不及清军，清军甚至还掌握了更为先进的火器技术，可以说蒙古人再怎么骁勇善战也抵挡不了这样的对手。事实上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创后金政权之初所面临的地缘格局是相当不利的：强大的明王朝直接从正面挡住了后金崛起的道路。

与此同时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和亲明的李氏朝鲜王朝犹如两把尖刀威胁着后金的侧翼。按说后金无论往哪个方向发展都可能遭遇另外两方势力从后方侧翼的袭击。如果将当时明朝、蒙古、后金三方博弈视为一出“新三国演义”，那么明朝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蒙古地域广大、骑兵彪悍；后金无论从哪方面看似乎都是最弱的。然而就是看似最弱的后金却在明朝与蒙古的夹缝之间悄然壮大兴起，当时的后金利用蒙古内部的分裂格局与科尔沁等部会盟、联姻。年蒙古科尔沁部明安和喀尔喀部劳萨与努尔哈赤“遣使通好，自是蒙古诸贝勒通使不绝”。

年明朝大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于后金的现实使明朝和蒙古这对宿敌看到了新兴的后金的力量，于是作为当时的漠南蒙古诸部名义上的宗主的察哈尔部林丹汗随即邀约了喀尔喀五部配合明朝协防铁岭，然而由蒙古和明朝组成的联军在女真人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就连蒙古军队的主将齐赛诺延都成为了女真人的俘虏。天命九年（年）科尔沁部成为蒙古诸部中率先臣属于后金者。次年林丹汗发兵讨伐科尔沁部，努尔哈赤命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前往救援，林丹汗被迫退兵。天命十一年（年）后金征巴林部、扎鲁特部，掠其人口、牲畜而归。

这一时期后金对蒙古诸部采取政治安抚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与归附自己的蒙古部落进行会盟、联姻，而集中主要精力打击身为漠南蒙古各部盟主的察哈尔部。后来的孝庄太后和她的姑姑哲哲皇后以及姐姐宸妃海兰珠都是在这时嫁入后金宫廷的。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年）四月皇太极讨伐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彻底统一漠南蒙古诸部并获得元朝的传国玉玺。次年皇太极正式改女真族名为满洲，改后金国号为清，他自己则由大汗改为皇帝，此举标志着皇太极正式以汉法构建自己的国家，应该说此时他已有入主中原取代明朝的意图。

正当皇太极统治下的清王朝跃跃欲试准备入关灭明之际漠西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崛起了一位雄主——巴图尔珲台：他制订了《蒙古卫拉特法典》；授命喇嘛咱雅班第达将过去的蒙文改造而制定成“托沁”文字，作为准噶尔的统一文字；与喀尔喀札萨克图汗共同召开卫拉特、喀尔喀各部领主会议，由此形成了更广泛的联盟；在两次击退越境俄军后开放了和俄罗斯的贸易；向西击败哈萨克汗国。年巴图尔珲台吉在去世前夕以第五子僧格为继承人。其实僧格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据俄国档案记载：年4月6日僧格的六弟噶尔丹接见了正在准噶尔访问的俄国使者。

事实上不仅噶尔丹保持着相当的权力，其他兄弟也都或多或少对僧格不服气，他们甚至公然起兵反叛僧格。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僧格才勉强平定了叛乱，但在年他就被自己的两个哥哥——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暗杀，这时僧格的三个儿子都还年幼，根本斗不过僧格那群如狼似虎又年富力强的兄弟们。噶尔丹趁机在征得老师五世达赖喇嘛的同意后在卫拉特盟主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车臣汗的援助下擒杀车臣，将卓特巴巴图尔赶往青海。噶尔丹随即还俗就任准噶尔部首领，西藏的五世达赖喇嘛不仅同意了他的还俗之请，还特意赐加博硕克图之号。

噶尔丹由此在普遍信奉藏传佛教的蒙藏诸部中具有了相当的号召力。年噶尔丹俘获其叔父楚琥尔乌巴什，至此在准噶尔部内部再无人能与噶尔丹争锋。次年正月二十日噶尔丹击败身为卫拉特盟主的和硕特部，昔日松散的卫拉特联盟被噶尔丹变成了事实上的准噶尔汗国。康熙十八年（年）七月噶尔丹领兵3万迫使吐鲁番、哈密臣服，准噶尔势力已伸展至甘州（今甘肃张掖）一带。此时成吉思汗后裔建立的察合台汗国在新疆的统治已日渐衰败，维吾尔族的和卓势力日益强大并分为白山派和黑山派，黑山派在察合台后王伊思玛业勒支持下把白山派首领和卓伊达雅图勒拉驱逐出喀什噶尔。

和卓伊达雅图勒拉被迫在中亚一带浪迹近10年，此后他从克什米尔辗转进入西藏找到五世达赖喇嘛，在五世达赖喇嘛的引荐下他前去投奔噶尔丹。康熙十九年（年）噶尔丹派出12万准噶尔骑兵经阿克苏、乌什等地向喀什噶尔、叶尔羌进军，准噶尔铁骑在当地白山派教徒的响应下横扫南疆，将察合台后王伊思玛业勒及其家属囚禁于伊犁，扶植和卓伊达雅图勒拉为王，称阿帕克和卓（意为世界之王）。此后准噶尔贵族统治南疆达80余年之久。年至年噶尔丹率兵进攻哈萨克的头克汗，次年噶尔丹攻占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乌尔根齐等城市，迫使哈萨克汗国臣服。

年噶尔丹又迫使乌兹别克汗国称臣进贡，噶尔丹由此称雄西域。这一时期噶尔丹还频频展开对沙俄的外交活动，试图借助沙俄的力量同清王朝分庭抗礼。这时的噶尔丹处于全盛时期：哈萨克、喀尔喀皆为其手下败将，一时间其势力遍及中亚、蒙古草原、新疆、青藏高原等地，所控制的土地面积多达万平方公里。放眼当时的世界也就西班牙帝国、葡萄牙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和大清帝国可以在国土面积上与准噶尔汗国一较高下，至于大英帝国得等到下个世纪才进入其辉煌时代。这时的大清帝国在疆域面积上相比准噶尔汗国可能并无多少优势可言。

不过国土相当不代表国力相当，事实上准噶尔汗国的实力比清帝国有着相当的差距：年清朝治下的总人口就已超过了一个亿，而当时全世界的总人口也不到6个亿。相比之下准噶尔汗国控制下的土地多为草原和荒漠，其游牧经济相比已接受中原汉地农耕经济的清王朝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在战争潜力上就输了一截。《雍正王朝》中邬思道就曾说过：”西北战事看起来打的是兵马，实际上打的是钱粮是后援“。这句话其实深刻揭露了双方在后勤补给能力上的巨大差异。双方的差异还不只表现在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的差异也是显著的。

这时清王朝已然接受中原王朝的中央集权政体，在经历了擒鳌拜、平三藩、平台湾等一系列事件后皇权已然高度集中；然而此时的准噶尔汗国并不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尽管噶尔丹在经过东征西战之后逐渐将卫拉特各部盟统一在准噶尔的号令之下，可各部盟贵族仍拥有相当的权力，因此当他们面对清朝很难形成合力，噶尔丹真正所能依靠的还是只有自己准噶尔部的嫡系部队。这时的北亚已形成了大清帝国、准噶尔汗国和沙皇俄国三足鼎立互动的局面，然而事实上当清王朝和沙俄分别从东西方崛起后准噶尔汗国已注定将扮演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游牧帝国。

这时的准噶尔汗国和沙皇俄国实际上处于既勾结又防备的状态：一方面噶尔丹的军事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沙俄的支持，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沙俄的存在也使噶尔丹无法放心大胆将所有力量投入到与清朝的战争在，否则一旦失利之后沙俄就有可能转而与清朝合作夹击瓜分准噶尔。年清军在乌兰布通和噶尔丹的军队对峙——准噶尔军队“以万驼缚足卧地”组成“驼城”，“士卒于垛隙发射矢”；而清军则“以火器为前列，遥攻中垒，声震天地”。噶尔丹被迫主动转移撤离，八月初四清军将领福全在追击过程中误中噶尔丹缓兵之计。

噶尔丹率千余兵力逃出后以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为基地恢复生机。年二月康熙再次御驾亲征，到了这年五月清军将领费扬古在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以南的宗莫德）大败噶尔丹，歼灭其主力，噶尔丹仅率数十骑逃遁。正当噶尔丹被清军一再重创之时他侄子策妄阿拉布坦起兵反叛，控制了北到额尔齐斯河上游、东到乌布苏湖的整个地区，从背后形成了对噶尔丹根据地科布多的包围。此时的噶尔丹已陷于两大强敌的夹击之中，在此形势之下他试图集中兵力先打败清军，再回师收拾策妄阿拉布坦，于是在年噶尔丹再度进兵喀尔喀。

这时喀尔喀各部已归附清朝，于是康熙再次御驾亲征，这时的噶尔丹已只有3万人马，最终不敌康熙的20万大军，连噶尔丹的大妃阿奴也在此战中战死。策妄阿拉布坦趁机夺取了噶尔丹控制下的哈密，彻底切断了他的归路。在经历一年的逃亡生涯后噶尔丹于年3月13日在阿尔泰的阿察阿穆塔台服毒自杀。次年9月策妄阿拉布坦遣使清朝，将噶尔丹的尸体献给清朝以示臣服。这充分证明了双方在政治层面的差异——与其说噶尔丹是被清朝康熙皇帝打败的，不如说是被来自准噶尔内部的反对势力打败的，这也验证”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说法。

事实上噶尔丹的败亡并不意味着准噶尔汗国的失败。策妄阿拉布坦只是暂时臣服于清朝，这更多的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事实上策妄阿拉布坦仍延续着噶尔丹时代的对外扩张政策：年策妄阿拉布坦派遣自己的弟弟弟策凌敦多布西征，迫使哈萨克向准噶尔臣服。在康熙五十四年、五十八年他两次击败入侵的沙俄军队。随着实力的提升策妄阿拉布坦不愿再臣服于清朝：在康熙五十四年(年)他派兵袭击哈密北境五寨，两年后他又派遣台吉大策凌敦多布率军从伊犁河谷出发，经过和田，攻占拉萨，拉藏汗，在卫藏建立统治。

年清军由川入藏，被准噶尔击败。年清军再次出兵入藏，这次清军成功驱逐了准噶尔军队，至此清王朝在西藏建立起自己的统治。随后清军向位于准噶尔本土的乌鲁木齐乘胜进击，但旋即因康熙皇帝驾崩而撤回。年策妄阿拉布坦支持和硕特部右翼首领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发动叛乱，清军在年羹尧、岳钟琪率领下平定了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但在乘胜攻打准噶尔本土是损兵折将。年雍正皇帝同策妄阿拉布坦议和——双方划分了边界并商定互相贸易。年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雍正趁机发军进攻准噶尔，结果大败，清军退出科布多。

年雍正和准噶尔帝国签订和约：规定两国以漠北杭爱山为界——以东属清，以西属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与其儿子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年~年）是准噶尔汗国的鼎盛阶段——管辖包括今新疆、青海、蒙古高原西部、西伯利亚南部以及中亚地区的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等广大地区，人口达到五百余万，拥有三十万大军，数次击败清朝军队，使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等中亚王国成为向其领土的组成部分。年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汗国爆发内战，此后国势急转直下，一时间原本已臣服于准噶尔的哈萨克举兵反抗，东部的清军虎视眈眈。

沙俄也在这一时期加紧向准噶尔的土地渗透，国力衰颓的准噶尔不得不在各方势力之间夹缝求生。乾隆十九年（年）准噶尔汗国发生内乱，乾隆打算趁机对其用兵。也许是因为雍正年间的惨败给清王朝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历史教训，以致于当乾隆就征讨准噶尔汗国之事征询群臣意见时满朝文武多持否定态度。就在清廷上下议论纷纷之际时任户部尚书兼军机处大臣的富察·傅恒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并自请办理此役，早就下定决心开打的乾隆立刻开始准备同准噶尔汗国的战争。乾隆二十年（年）清军攻克伊犁并成功俘获准噶尔大汗绰罗斯·达瓦齐。

至此同清朝康、雍、乾三代持续对立的准噶尔汗国终于被平定。此后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睦尔撒纳一度举兵叛乱，但于年被清军平定，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人的持续打击才最终解决准噶尔问题，而随着准噶尔部的被消灭标志着清朝已基本实现对蒙古诸部的控制（除了此时已被沙俄征服的蒙古部落）。乾隆三十六年（年）东归的土尔扈特部成为了最后一支臣服于清王朝的蒙古部落，至此昔日盛极一时的蒙古帝国最终被清朝和沙俄瓜分。然而仅仅只靠暴力镇压是不能使蒙古各部对清王朝产生心理认同的，事实上清朝对蒙古诸部的统治并非一味依赖暴力手段。

整个有清一代统治阶层一直鼓吹所谓“满蒙一家”的理念。需要指出的是清朝所谓的“满蒙一家”并非单纯对蒙古诸部执行亲善政策，而是对归附于己的蒙古各部执行亲善政策，而对诸如准噶尔部这种不愿与清王朝成为一家的部族就是冷酷无情的打击了。简单理解就是清朝统治者向蒙古诸部喊话声称“满蒙一家”，结果准噶尔来了一句“谁跟你一家？”于是清朝统治者立刻回复道：“你要不愿意跟我一家，我就把你打成一家”。整个有清一代始终坚持对蒙古诸部实行顺者安抚、逆者讨伐的既定政策。那么清王朝究竟对蒙古诸部实行了哪些安抚措施呢？

从努尔哈赤起后金（清）政权就将利用蒙古诸部彼此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作为一项既定政策：九部之役后努尔哈赤并未报复与自己作战的科尔沁等部，而是积极致力于将其从漠南蒙古盟主——察哈尔部林丹汗那边争取过来。科尔沁由此成为蒙古诸部中率先臣服于后金（清）政权的，皇太极的9位后妃之中有6位是蒙古后妃，其中孝端文皇后哲哲、宸妃海兰珠、孝庄文皇后大玉儿三人就来自最早与后金（清）政权建立联系的科尔沁部。此后清朝历代统治者延续了自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起的与蒙古结好、联姻的既定国策。

在长达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清朝皇室与蒙古贵族之间始终保持着世代通婚联姻的关系，同时清朝的格格们也不乏下嫁蒙古王公者，整个有清一代满蒙联姻合计达次，真正实现了“北不断亲”的既定国策。当然清朝控制蒙古的方式也并非只有联姻这一条措施——毕竟在现实的政治利益面前姻亲关系未必就靠得住，汉朝与匈奴的和亲、唐朝与吐蕃的和亲均未能成功起到使匈奴、吐蕃臣服的目的。事实上清朝对蒙古的控制是一套由联姻、贸易、移民等方式构成的组合拳，那么这套组合拳究竟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

成吉思汗开创的蒙古帝国是一个部众联盟国家——蒙古人并没像汉人一样建构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权政体，因此在成吉思汗死后蒙古帝国迅速陷入分裂局面：元朝皇帝名义上是蒙古大汗，但实际上对其他四大汗国并无管辖之权。公元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徐达、常遇春等人率军北伐并成功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逃回漠北草原。年三月明将蓝玉率师十五万北进，四月蓝玉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之战中俘获蒙古嫔妃公主一百二十三人、官员三千余、人口七万七千多、马驼牛羊十五万多头以及大量印章、图书、兵器、车辆。

蒙古人自从返回草原后就始终存在一个问题：脆弱的游牧经济根本不足以支撑忽必烈仿照中原汉制建立的大一统帝国模式，因此蒙古贵族们对成吉思汗直系后裔黄金家族的离心倾向开始日渐增长。捕鱼儿海之战的失败使黄金家族在蒙古贵族们面前彻底颜面尽失，很快蒙古各部逐渐宣布脱离黄金家族的大元政权而独立，蒙古草原重新回到了成吉思汗统一之前的诸部割据状态。名义上作为成吉思汗嫡系后裔的察哈尔部仍是漠南蒙古诸部的盟主，可实际上各部之间只是一种松散的联盟体系而非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国家”一词在蒙古语中念作“兀鲁斯”。

这是专指具有蒙古特色的部众联盟国家：有实力的汗可以统合各个部众国家，而当强势人物去世后各部可以自行选择脱离或加入新的联盟体系。这实际上是游牧民族的一贯现象：由于游牧经济的天然脆弱性以及生活的流动性，其实并不太需要一套庞大复杂的国家行政机器，所以在游牧经济条件下很难产生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满人其实并不是像蒙古一样的游牧民族，而是以渔猎为主兼有游牧和农业经济成分的民族，但渔猎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其实并不能截然分隔：且不说满人的生活中同样有相当的游牧经济成分，即使单纯就渔猎经济而言其实也是一种极为脆弱的经济模式。

满语中的“固伦”其实是指的和蒙古语中的“兀鲁斯”一样的部众联盟国家。这种部众联盟国家的典型特征就是：各部首领是以本部族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原则的，联盟的向心力是相对偏弱的，所以当科尔沁等蒙古部落脱离林丹汗而投向满洲时很自然地认为：这是自己的兀鲁斯与满洲兀鲁斯的联合。所有不服从林丹汗的蒙古部落都将新兴的满洲政权视为抗衡察哈尔部的盟友。年皇太极从察哈尔部得到传国玉玺不仅令其生出入关灭明的念头，同时也对蒙古诸部拥有了强大的号召力——作为满洲之主的皇太极被蒙古各部推举为蒙古大汗，被视为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

此后整个有清一代的所有帝王都无一例外拥有蒙古汗号，蒙语也和满语、汉语一同成为清代皇子的必修科目。清朝将蒙古诸部分为内属蒙古与外藩蒙古，分别实行盟旗制与札萨克制，根据部落、地域分而治之——分设札萨克旗、都统旗、总管旗、喇嘛旗进行统治。内属蒙古包括八旗察哈尔、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各旗由朝廷任命官员治理，与内地的州、县无异。外藩蒙古各旗则由当地的世袭札萨克管理，有一定自治权，又分为内札萨克蒙古和喀尔喀四部、青海蒙古和伊犁准部等。在外藩蒙古以若干旗合为一盟，设正、副盟长，掌管会盟事宜，同时对各旗札萨克进行监管。

在中央则由理藩院统管蒙古事务。清朝就这样按自己的八旗模式对蒙古诸部进行改造，整个有清一代被纳入八旗系统的蒙古人相比中原汉人享有诸多政治经济特权：可以不必经过科举就能当官、享有丰厚的国家俸禄待遇，这就使蒙古诸部与清朝统治阶层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而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也使其需要清朝居中调解。除了以通婚强化血缘联系、在政治经济上构建利益共同体之外清朝还从宗教上对蒙古人加以控制：从元代起蒙古上层就开始尊奉藏传佛教，事实上“达赖”和“班禅”的称号并非源自藏区而是来自蒙古：年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将“达赖喇嘛”的称号赐予索南嘉措。

年和硕特部的固始汗又将“班禅”名号赐予罗桑却吉坚赞。藏传佛教的几大派系分别与不同的蒙古部落建立同盟，形成了蒙藏之间相互介入对方内部政治斗争的格局。清朝通过在藏传佛教中独尊格鲁派（黄教）实现对蒙藏诸部的精神统治：清朝统治者在满人的堂子举行萨满仪式，在喇嘛教礼佛，在孔庙强调教化，在中原他是天子，在满洲他是部族首领和家长，在蒙古他是大汗，在藏地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总之清朝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对境内各民族因俗而治的多元政体。具体到对蒙古诸部的治理模式可以分为漠南模式、漠北模式、青海模式、土尔扈特模式四类。

作为在清军入关清就已被征服的漠南蒙古诸部一直与清皇室保持着联姻关系。满族在兴起和建立后金政权的过程中就特别注意吸纳和联合漠南蒙古诸部等有生力量。清代的满蒙联姻同历史上的和亲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加强和不断巩固满蒙贵族上层的密切联系。清朝以双向的互动联姻推动满蒙结盟，同时在层次与广度上不断伸展，由此在双方的政治关系中植入了连筋带肉的姻娅血脉经络，为满蒙政治联盟系上牢固的血缘纽带。这一模式为满蒙政治联盟的确立、巩固与发展提供了牢固的纽带，为清朝南征西讨伐提供了强大后盾。

漠北喀尔喀蒙古同时受到漠南蒙古、准噶尔部、西藏格鲁派以及俄罗斯等各方面的影响，因此清王朝对其的控制力度始终不及漠南诸部，康熙二十七年（年）漠北喀尔喀蒙古在噶尔丹的威胁下归附清朝，此后清朝对漠北喀尔喀蒙古主要采取政治上的会盟以及推行喇嘛教等措施加以控制，使之成为防御沙俄的屏藩。有清一代很少实施专门针对喀尔喀部族的军事行动，而是以政治争取、宗教笼络作为控制漠北喀尔喀诸部的主要手段，由此形成了政治绥服模式。同时清朝通过在漠北地区推行黄教实现了对漠北喀尔喀诸部的精神统治。

被噶尔丹打败的和硕特部进入青海建立了和硕特汗国，和硕特部和西藏的达赖政权合作共同统治青藏高原，随着准噶尔势力被清军驱逐出青藏高原之后和硕特部成为了清朝治理青海的一支重要力量。土尔扈特部东归后清政府将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等地划给土尔扈特人作牧场，最后确定的游牧地为“渥巴锡所领之地”，也称旧土尔扈特，分东西南北四路，设四个盟，各任命了盟长；舍楞所领之地称新土尔扈特，舍楞为盟长。整个有清一代始终综合运用会盟、联姻、册封、朝贡以及推行喇嘛教等多种方式实现对蒙古诸部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多领域的全方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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