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证可寻,日本倭族竟源于云南

随着国际交流日益增多，一些到云南观光考察的日本人，发现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与日本极其相似。而一些到日本的云南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云南和日本相隔如此之远，怎么会有这样多的相似之处呢？造成这些共同性的原因何在？一些日本学者在实地考察、研究后，认为日本倭族起源于云南，日本倭族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同属一个族源。

在追溯日本文化的起源问题上，柳田国男等日本学者认为，稻作和日本文化有密切关联，日本民族特有的一些生产生活方式都和稻作有关，但是日本本土并不是稻种及其耕作方法的原生地，因此可以说没有稻种及其耕作方法的传人就不可能形成现今的日本文化。由此，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广泛研究稻作文化史，希望通过研究稻作的起源来考察日本文化的起源。从稻作的角度，柳田国男提出中国长江以南的江南地区是日本文化的起源。

继稻作文化论之后，中尾佐助等日本学者又提出了照树林文化论。他们认为稻作的传人固然是日本文化起源的重要方面，但是还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他们发现，分布在日本本州南部，中国华中、华南山南，直到泰国、缅甸丘陵地带，甚至印度和喜玛拉雅山南麓都生长着阔叶林。这些生长在阔叶林地区的古文化有许多共同点。于是人们进一步研究发现，日本传统文化的要素可以在这一地带找到根源。

佐佐木高明还亲自到文化带进行实地考察，并著《照叶树林文化之路》一书。书中他提出照叶树林的文化中心是“东亚半月弧”。云南就在这个半月弧的中心地带。佐佐木高明认为，照叶树林文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树林采集和半栽培阶段，火烧早地农耕阶段，水田稻作农耕阶段。而第二阶段对日本基层文化的形成影响最大。由此他指出，在日本绳文时代晚期或弥生时期、即稻作文化传到日本之前，火烧早地杂谷栽培文化已从照叶树林文化带传至日本。而东亚照叶树林文化带的发源地、中心地是云南。因此，云南是日本文化的发源地。佐佐木高明还提到，他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实地考察时，发现刀耕火种。而且在哈尼族的寨子里还保留着日本古代存在的“对歌”习俗。

除了上述两种观点，鸟越宪三郎等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们发表了代表著作《原弥生人的渡来》和《倭族之源——云南》两本书，认为：在以云南为中心，并包括四川、贵州在内的地域内，古代居住着被汉民族叫做西南夷的人。他们在滇中地区首先驯化原生稻、掌握耕作技术；与水稻耕作相应，有一套生产、生活方式，如住高床式房屋，穿“贯头衣”衣服等。

在上述两本著作中，鸟越宪三郎等学者从多方面进行论证后指出；不论在古代或现今，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和日本民族，在稻作农耕及相关生活方面以及干栏式住房、服饰等方面都有共同性。如在云南出土了远古的“日本型”米（已炭化），可见日本的稻种是从云南传入的；在云南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割稻的石刀和日本弥生时代的石刀一样都是半月形双孔或多孔的。

而早先一些学者之所以认为日本稻作技术是从长江下游地区或山东半岛传播去的，其证据之一就是考古发现那一带有割稻用的半月形石刀。又如由于从事水稻生产，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与日本人一样使用木屐。同处于水稻农耕生活中的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与日本人在古代均有同样的农耕祭祀仪式——斩首仪式。这在云南有诸多出土文物为证，一些少数民族甚至直到20世纪仍有此仪式。而在日本，也有古代文物为证。二者的祭祀仪式，显示出了他们的水稻耕作文化是同源的。除了耕作文化之外，在建筑文化而，二者也显示出同源证据。如云南拉祜族等少数民族村寨的注连绳，这种具有巫术功能的注连绳与日本劝请绳极其相似。

鸟越宪三郎在《倭族之源——云南》一书中说：“我一直以为这种劝请绳是日本人设计出来的木头门的省略形体，而当我们在拉枯族的村寨里发现与此完全相同的绳子时，十分惊讶。”这种注连绳在日本奈良、滋贺、三重等地很多见。衣饰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可谓是最普及的一种文化现象了。从这个角度来考证日本民族与云南少数民族具有同源性，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

今天，如果到云南少数民族中去考察，就会发现云南佤族至今还在穿原始的贯头衣，而这种贯头衣可以认为与日式贯头衣同源。彝族、拉祜族、傈僳族等，现在虽然都各有自已特色的衣服，但是也都还保留和继承了这种贯头衣的一些特色、同时通过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在古代，日式服装与古代滇国的衣服相似之处更多。日本有一种叫绮哈雅的衣服，是专门在特定的神社里祭祀时穿的。如今奈良春日大社的若宫祭，还保留着绮哈雅。令人惊讶的是，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国贮贝器盖子上的人物身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穿戴方法。中国学者把这种服装称为“巾”，而鸟越宪郎则认为：“这种巾与在前述的神社祭祀中见到的绮哈雅是同出一撤的。”

日本学者为了寻找本民族文化之根，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虽然各式各样的理论均认为自己找到的才是日本民族的根。但在所有这些探索中，中国云南都是个不可避开的神秘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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