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湖北地区的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对中国安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长江予以深入的研究并高度重视。马汉鼓励说：“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中增辟的11个通商口岸中就包括汉口，汉口曾是西方殖民主义在中国境内最下力气经营的地区。为此，深入研究湖北特别是其中的武汉地区的地缘政治特点对于我们维护国家的总体安全是有益的。

一、中国的国防体系呈“工”字形，武汉是关键

中国国防体系呈“工”字形，上（北）边一横是长城，下（南）边一横是长江。连接北南两线的陆路是从北京到武汉的线路，水路是从北京到杭州的大运河。黄河九曲，其运输条件远不如长江。隋朝之前，中国江南的经济开发尚未充分，因而长江的政治作用更多的是隔离北方战事，隋朝是在过江平陈的基础上建立的，在组织南下平陈的战争中，身为前线总指挥的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意识到资源运输的瓶颈问题并在继位后修成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连接南北交通的还有“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即从武汉北上的陆路。其特点用诸葛亮的话说就是：“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1]三国时期，争夺时间最长也最激烈的地方就是荆州。诸葛亮说“此用武之国”[2]，武汉是它的中心，因汉江三分[3]，由武而昌。

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犯的主要不是靠黄河而是长城，沿长城一线多是当时战争爆发的集中区和中原王朝的北部防线，由此也构成了中国古代王朝国防的第一道安全防线；而大乱时期，能够保住弱势汉政权的往往要归功于长江，由此构成中国古代王朝国防的第二道防线。而联系两江的，水路是大运河，陆路则是“一条路入秦陇去，落日仿佛见太行”[4]的京广线的咽喉武汉。武汉在中国国防全局中具有核心支点的作用。

但是，只是到了隋朝的时候，中国国防“工”字形结构的水路连接才真正完成，而长江的国防功能大概到了南宋时期才真正得以显示。在隋之前，长江以南多是荒蛮之地，天险难越，人过不去，南北两隔，南方没有充分开发。隋之后，南方逐渐开发，这为盛唐出现和南宋长期偏安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样也使长江的国防作用加速提升。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后来的明成祖立都北京和“天子戍边”之事就不可能发生。建都的前提是大规模资源的持续跟进，大运河的建成为南方物资持续北进、保障北线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交通条件。年3月8日，他在听取交通部汇报时说：“中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5]

二、湖北武汉在中国总体安全中的战略地位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6]如果说长江是连结中国西东两端和中国统一的重要纽带的话，那么，其中的中国湖北，尤其是湖北武汉则是能对全国产生关键影响的关键枢纽。顾祖禹有言：“湖广居八省之中，最为闳衍，山川险固，自古称雄武焉。中原有事，盖必争之地也。”[7]湖北西面的宜昌是西南与华中的节点，扼西南进入华中平原的通道，而荆州则为武汉之西屏，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荆州北据汉、沔[8]，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9]饶胜文在《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一书中解释说：“湖北藉汉水北上，还可经略中原，进图北方。襄阳、武昌、江陵为湖北境内的三大重心，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10]秦将司马错曾放言：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11]

武汉[12]在全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是如此关键，以致不管从任何方位，也不管从任何政治利益的角度看，地如其名，势由“武”昌。它与蒙古的地缘政治功能南北相应，亦是中国政治，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政治的破局地带：国内分裂可由此造成中国的统一，外族入侵或内乱也可由此造成中国的分裂。清末曾国藩正是从武昌、安庆出手，打碎太平天国的关键屏护、动摇其防御根本，从而避免了当时中国很可能出现的南北分裂。年10月10日，中国辛亥革命从武昌爆发并由此很快引起全国性的政治变局。年9月北伐军从武昌破局，打开中国统一的全国形势。作为北伐战争的主要领导者，蒋介石深知武汉对于全国政治的全局意义，为此在抗日战争中他组织和实施“武汉会战”也最为坚决，由此带来的牺牲和对日军造成的损失也最大。[13]为了保卫武汉，蒋介石还不惜下令以水代兵于年6月初掘开黄河赵口和花园口，引黄河水以“构成平汉路东侧地区间的对东泛滥”[14]。当年10月，日本占领汉口，这使盘踞南京的汪伪政权成为可能。失去汉口，中国再次裂变为多个政治单元。

“荆湖区重要战略地位的确立，并不完全缘于其江湖流贯，诸山环绕（大别、桐柏、伏牛、武当、巫山、武陵、雪峰、南岭、武夷、怀玉等），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中居中的地理位置及通达的水陆交通。”[15]汉口沦陷不久，日本近卫首相声称：“有一句名言说：‘谁能控制中国主要地区，便能拥有中国。’……日本已经掌握控制中国的钥匙。”[16]在日本对华战争全面展开之后，日本也就是沿着这个思路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在近卫心目中，武汉是实现控制长江的“钥匙”，长江是实现“控制中国”目标的“主要地区”。武汉的失陷确实给当时的中国政治造成绝大的震动，它使中国东南再次出现政治裂变的格局；换言之，日本控制中国长江为汪伪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安全前提。正是由于占据着武汉，日本才得以在年4月底发动了入侵中国以来日军动员规模最大且最具攻势的旨在打通从华北到华南以至印支通道的豫湘桂战役。

长江在历史上是南方割据的重要防线，但这在京杭大运河自隋开通后，长江的防御功能已因其横向航线过长反而易于被切断，如果将下游南京视为长江之首，而中段武汉则为长江之腰，我们就会发现，武汉是长江防御的“七寸”所在。北军一旦进入并控制长江，就基本搞定或搞乱了中国；而占据或控制南京——比如年的国民党政府、年年底的日本侵略者——也就控制了长江的出海口。但控制南京的关键，从大陆外部说，是控扼东海；从大陆内部说，主要在于控制武汉。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年4月国民政府便定都南京；年12月日本侵略者入侵南京，年10月日本便攻陷武汉。这就是说，占领南京必须控制武汉，而占据武汉则必取南京。同样的道理，失去对长江武汉至南京这一主要航段的控制，其后果要么是内战，要么便是国家统一。这是近现代中国抵抗外敌侵略和内部国家治理的重要经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盛期始于年1月攻克武昌及当年3月定都于南京；衰期始于次年（年）10月的武昌失手于曾国藩。年元旦，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定都于南京，而真正稳定南京的是年10月武昌起义的成功。

鉴于武汉与南京这样一种互为命运的联动关系，淮海战役胜利后，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基本廓清，毛泽东一改中国历史上由襄荆东进统一全国的经验，集中力量直接进入长江最脆弱的中腰即武汉至南京航段一举突破国民党防线，为解放全中国打开了局面。年9月19日，为稳定处于混乱中的形势，毛泽东来到武汉。在专列上他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说：“湖北、河南两省人口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17]鉴于武汉所拥有的如此特别的地缘政治位势，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即为中央直辖城市。

襄阳因地处襄水之阳而得名，居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中游，南襄盆地南部。作为一方重镇，襄阳是武汉的侧翼，其地位具有区域性支点的意义。南宋诗人刘过[18]在《襄阳吟》[19]称“襄阳真是用武国，上下吴蜀天中央”，“一条路入秦陇去，落日仿佛见太行”。在中国地理格局的大形势中，襄阳既是东西之间的一个联系枢纽，又是南北之间的一个重要接触部。”[20]除了地理条件外，能使襄阳成为“用武国”的还有物质和人文条件。刘过诗曰：“铜鞮坊里弓作市，八邑田熟麦当粮”，“土风沉浑士奇杰，呜呜酒后歌声发”。这里不仅丰产粮食，而且铜鞮坊里兵器制造和兵器市场都很发达。这里的人酒后只知乌乌发声，识文断字不行，但他们为了君主都可以像荆轲[21]那样做到“买剑倾家资，市马托生死”。饶胜文认为：

在宜昌至南京的长江一线有两个南下后北折而上勾画出的三角地带。第一个即西面的三角地带是宜昌南下至岳阳北折至武汉段，第二个即东面的三角地带是由武汉南下经九江北折至南京段。比较而言，后者因其东线可直逼江浙富源地域而具有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意义，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间的大别山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往往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从江北论，控制西面三角地带的关键点是襄阳，而控制东面三角地带的关键点是大别山。比较二者，后者则比前者更具调动全局的意义。

三、马汉说：“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汉口曾是西方殖民主义在中国境内的“国中之国”

长江不仅对于中国内部统一，而且对于抵御“外族进攻”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西方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ThayerMahan～年）对中国长江的地缘政治价值十分重视，他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在整个长江线路中，马汉特别强调“中部长江”的战略意义：

长江不仅对于中国内部统一，而且对于抵御“外族进攻”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在论述完长江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后，马汉提醒西方列强注意利用长江分裂中国的可能性，他说：

马汉明白，长江是中国政治联系的枢纽；一旦失去长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失去了统一的中国。

马汉的海权理论提出后，在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广泛传播，马汉对中国长江特别是对“中部长江”的战略地位的分析引起各帝国主义列强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后起的德、日等新兴工业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沿长江两岸瓜分中国路权的协议，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被分割为数块。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中增辟的11个通商口岸中就包括汉口。年3月汉口正式开埠。在老汉口镇的下游沿长江先后开辟了汉口英租界、汉口德租界、汉口俄租界、汉口法租界和汉口日租界五国租界。这些租界独立于中国政府管辖之外，在界内分别设置工部局、巡捕房、领事法院(庭)等，完全成了中国境内的“国中之国”。

英国对武汉最下功夫，是冲锋在前的列强。年《天津条约》开汉口为商埠后，当年12月8日，英国特使额尔金（JamesBruce）率舰由上海来到汉口，是为外国兵轮进入汉口之始。年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JamesHope)、参赞巴夏礼（HarryParke）等先后分三批来到汉口，会同湖广总督官文办理开埠事宜；巴夏礼在上海以领事官的身份公布英国和其他缔约诸国的轮船可在长江通航上至汉口。年5月11日，美国海军上将司伯龄（C.K.Stribling）率兵船驶抵武汉。年1月1日在汉口正式设关。自此，外国轮船可自由航行于汉口以下的长江航段，而外国侵略势力也随之控制了长江中游一带航政、航道、港政的管理权。汉口通商后，在年后的8个月中，进出口的外国船达到艘次，吨；年增至艘次，吨，与上年比，船数增加2.65倍，吨位增加2.11倍。[30]

年1月上旬，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MaxwellMacDonald）向清政府提出由英国取得修建从滇缅边境到长江流域铁路的权利和中国保证不把长江流域让与其他大国的要求[31]；经过多次威逼，英国终于从清政府那里获得以下权益：（1）英轮有内河航行权；（2）中国不租让长江流域；（3）总税务司一职由英国人担任；（4）开放湖南为通商区域。年2月9日，英国公使窦纳乐照会清总理衙门称“本大臣深愿中国国家确切保证不将扬子江沿岸各省租押或以其他名义让与他国”。同年2月11日，清政府照会英国公使：“查扬子江沿岸均属中国要地，中国断不让与或租给他国”[32]。这样长江流域就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后，英国接着寻求国际承认。年4月28日，英国与亚洲最大的陆国俄国互换照会并达成以长江为界瓜分中国路权范围的协议，双方约定：

这个协议事实上在中国上空投下了可能出现在南方英国支持和北方俄国支持下南北分裂的阴影。马汉连续给西奥多·罗斯福写信，提醒他注意英俄协议对美国利益的影响。罗斯福回信予以肯定：

在同一封信中，西奥多·罗斯福对马汉及其理论予以极高的赞誉。他写道：

英国曾尝试从西南滇缅方向深入长江，据《清史稿》记载：

与蒙哥失败钓鱼城的原因一样,因地形复杂，英国人不得已最终还是从印度洋绕道太平洋来到东海、进入中国长江并立足武汉。但英国的野心并不止于武汉，而是将武汉作为与俄国瓜分中国、控制长江，有可能的话，西进入川、打通滇缅与长江的联通，最终达到控制整个中国南方的目的。马汉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亚洲问题》一文中指出：英治印度“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37]。

太平天国时，英国就利用长江积极干涉中国内政。年夏，英国副领事威妥玛（ThomaF.Wade）最早提出关于太平天国起事的报告。年2月26日，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Alcock）向公使文翰（S.G.Bonhan）提交了一份机密报告,最早反映了英国外交官关于太平天国事件的看法。报告认为，中国内战是实现列强侵略目标的极好机会，乘清朝之危，达成交易。“以无限制进出最僻远的禁区为条件，把皇帝从迫在眉睫的瓦解情势中挽救出来，从而大大地扩张自己的活动领域。”英国必须以武装为代价，只要“三四只轮船与兵舰”，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即可扭转现在局势，达到诱使清王朝全面开放中国的主要外交目标。[38]年，英国公使文翰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M.deBourboulon）分别乘兵舰访问过天京（今南京），他们先后多次对太平天国进行利诱和威胁，受到太平天国的断然拒绝后，随即向太平天国以干戈相见，帮助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3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过江的时候，又受到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的阻拦，英国还想将中国沿长江两分。如果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英国达到了目的，那中国就南北分裂了，今天云南、西藏地区等可能也就失控了。马汉说，谁“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此非虚言。在这些可能产生的“收获”中，马汉的眼光看到的还有长江东面的南京，他建议列强应迫使“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且就在长江沿岸，从而使后者成为中国发展的中枢地带”。[40]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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