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中的卫立煌,与蒋介石矛盾重重,成

辽沈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第一个战役。而作为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主帅、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心态、战役进程中的所作所为，必然对战役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辽沈战役前的东北战场

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二年，人民解放军已从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年10月，东北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歼敌近7万人。12月，又发动冬季攻势，公主屯一役，全歼国民党在东北的精锐部队之一——新编第五军。

国民党军队接连失败，国民党政权内部及东北朝野，对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大肆攻击，“杀陈诚以谢国人”之声不绝于耳。陈诚见东北解放军力量强大，攻势猛烈，自知难以抵挡，只得装病请求辞职。蒋介石亲自飞到沈阳视察，看到陈诚确实没有办法，而东北又是最重要的地方，只得另觅他人来挽回败局。

蒋介石在众多将领中选择了卫立煌是有原因的。与蒋介石的其他嫡系将领相比，卫立煌是最善于打仗的。他能够成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主要是靠战功发迹的。论资历和声望，卫立煌完全可以充当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论人事关系，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将领如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等，或者是卫立煌在远征军中统率过的、或者是他过去的老部下。更重要的是杭日战争后期，卫立煌率领远征军取得了反攻缅甸的胜利，受到了盟军的一致好评。全面内战爆发后，卫立煌又到美、英、法等国进行考察，十分清楚蒋介石发动内战是得到了帝国主义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全力支持，应该对取得反革命内战的胜利充满信心。

因此，卫立煌作为派到东北战场的人选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尽管在抗日战争前期卫立煌与八路军来往密切，并因此被免去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职务，但经过几年的观察，没发现卫和共产党有什么往来。在战事吃紧，无将可使的情况下，蒋介石把卫立煌当作一张王牌打了出去。

对于被派到东北战场，卫立煌并非欣然从命，而是百般推辞。他的亲朋故友也力加劝阻。蒋介石派张群、顾祝同等进行劝说，陈诚的老婆又登门恳求，特别是蒋介石答应将东北的党政军大权全交给他，并允许恢复陈诚丧失的四个军，还同意由关内增派部队充实兵员和补充装备。

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之下，卫立煌才答应赴东北前线。年1月17日，南京政府宣布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东北行辕代主任，待陈诚离职以后再行调整。1月22日，卫立煌到达东北。2月5日，陈诚离开沈阳飞回南京。卫立煌到达东北后，国民党军队的处境越来越不利。东北解放军的冬季攻势仍继续进行，解放了沈阳外围的几个据点，包括新立屯、沟帮子、盘山、法库、鞍山等地，沈阳和锦州之间的交通完全截断。

3月9日，解放军又解放了吉林和小丰满水电站。13日解放四平。至此，解放军在东北发动的冬季攻势告一段落。这时，东北的国民党军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几个孤立据点。沈阳、长春军民补给全靠飞机空投接济。卫立煌采取了一种稳重态度，不管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守军部队长如何告急，也不管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军之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忿。

与此同时，进行网罗旧部、收揽人心、补充兵员装备，加紧整训等一系列活动。他将原14军旧部陈铁委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邀旧部彭杰如到东北，委任为“剿总”副参谋长、第一兵团副司令。对于他认为与己有关系的，来者不拒，都予以安排。他保举与己有旧的现职将领沈向奎为新8军军长，对49军军长郑庭笈另眼相看，予以各方面的便利。在处理各方面人事关系上，卫立煌一改陈诚排斥异己的作风和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的骄横态度，原杜聿明和陈诚在东北的原班底一律留用，使其乐意效命。对东北权威人士待之以礼，如他经常宴请“剿总”副总司令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等，约他们讨论东北问题，征询意见，使他们与己合作。

为了长期固守沈阳，还要解决装备补充和运输补给问题。为此，他极力争取美军顾问团的支持和援助，补充兵员，加强整训，积极构筑防御工事。由于卫立煌坚守沈阳不出，使得沈阳外围及沈锦交通完全被截断。蒋介石一改其原支持卫保全东北的诺言，要卫立煌在沈阳只保留少量部队，将主力从沈阳撤至锦州，并派国防部第三厅正副厅长罗泽间和李树正去东北与卫协商。卫以解放军已占领沈锦间的要隘，巨流河、大凌河已解冻，重武器及大部队无法通过，且国民党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不经过整训，出沈即有被消灭的危险为由，坚决反对。主张继续坚守沈阳，待部队整补完毕后，相机打通沈锦线。并派郑洞国同罗、李一同赴京，向蒋介石陈述意见。但蒋不同意卫的主张，仍令郑洞国回沈阳要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必要时放弃长春。从此，蒋卫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蒋介石之所以要将沈阳守敌撤至锦州，是由于东北解放军已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包围在锦州、沈阳、长春三个据点，只能靠空投来补充给养。而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形势吃紧，又不可能集中大量的运输机和燃料来维持东北庞大部队的补给。陈纳德航空队，索运费甚多，几乎要支出国民党全部军费的二分之一。蒋介石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而卫立煌则提出，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的补给由东北“剿总”负责解决，请美国顾问团帮助运输。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同意沈阳主力可暂时不撤往锦州，但是补充整训完毕，仍要赶快打通沈锦线。卫立煌也答应了。

年5月初，蒋介石又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到锦州。卫不同意这样做，并派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第6军军长罗又伦代表他到南京向蒋申述利害，请示机宜。蒋坚持把在沈阳的国民党军队主力撤到锦州，只留53军和师守沈阳，其余各军及特种兵团统编为机动兵团，归廖耀湘指挥，随时准备行动。

廖耀湘返回沈阳后，急于想成立机动兵团，扩大自己的权力，而卫立煌则怕廖将沈阳主力拉走，坚决反对，机动兵团始终没有成立。蒋介石为把东北国民党军队主力撤到锦州，用尽心机在东北物色能执行他命令的将领。初则属意于廖耀湘，后见廖受卫的牵制，又属意于在锦州的范汉杰，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而卫立煌出于自身的考虑，千方百计要将国民党在东北的主力留在沈阳，便于自己控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辽沈战役开始。

二、辽沈战役期间的蒋卫矛盾

年9月1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迅速南下北宁线，切断东北与华北地区的陆上通道，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一部于9月16日发动了济南战役。蒋介石亲自指挥济南战役，同时令卫立煌出兵辽西解锦州之围。

卫认为锦州之围应由关内出兵解决，没有执行蒋的命令。济南战役结束后，由于锦州的范汉杰连电乞援，蒋介石急召卫立煌于9月24日到南京，强迫卫由沈阳出兵增援锦州。卫仍不愿接受。

最后，蒋介石决定空运49军到锦州增援，并仍强令卫立煌向沈锦线攻击前进，且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监督执行蒋的命令。顾祝同、卫立煌于26日返回沈阳。27日开始空投49军增援锦州。到28日锦州机场被解放军炮火封锁，不能再运时，只运去了一个师(欠一个团)。

顾祝同在沈阳期间，多次召集东北将领开会，会上要卫立煌沿沈锦路前进解锦州之围，卫仍坚决反对执行这一命令，并与顾多次争吵。最后，顾祝同见增援锦州无望，只得回去向蒋介石复命。

蒋介石得到顾祝同的汇报后非常愤怒，于9月30日飞北平同华北“剿总”傅作义等商讨由华北抽兵增援东北问题。当时议决从华北抽调26军、92军和独立95师，从烟台调39军海运到葫芦岛集中，由华北17兵团司令长官侯镜如到葫芦岛统一指挥，解锦州之围。

10月2日，蒋介石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正式提出撤退东北的计划。为此，必须坚守锦州两个月，维持关内外陆上唯一通道，以便利用这段时间，把沈阳和长春两地守军经辽西走廊撤至关内，转用于平津和徐州两个战场。决定将沈阳各军编为防守兵团和攻击兵团。

6日，蒋介石到葫芦岛召集各将领开会，指出东北战场关系重大，等华北增援部队到达后，协同沈阳攻击兵团包围在锦州附近的解放军，然后接应沈阳主力到锦州。自10日开始，葫芦岛已集中的国民党军队在海空军掩护下，向塔山附近的解放军实行强攻，几次强攻都被击退。11日，侯镜如到葫芦岛，蒋介石又派他的参军罗泽间到葫芦岛监督执行进攻塔山的命令。

在此期间，卫立煌也到过葫芦岛一次，他提醒进攻塔山的国民党军队“要稳扎稳打，不要强行攻坚，不要做无谓的栖牲，打不通就算了”。

10月8日，在蒋介石的严令之下，沈阳的攻击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开始向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蒋介石连电催促赶快行动，按他以前的指示迅速向新立电前进，以威胁锦州地区解放军之侧背。11日，攻击兵团攻占彰武。

由于解放军沿途阻击，攻击兵团直到15日才占领新立屯。蒋介石见无法解锦州之围，遂令范汉杰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守锦西。在范汉杰决定向锦西撤退时，卫立煌却指示：“锦州坚守不动，以免影响全局”。等到最后锦州难以维持，范汉杰再向锦西撤退时，已走投无路了。

10月14日，解放军已经扫清了锦州的外围，对锦州发动了猛攻。经过一天多激战，全歼锦州守敌10多万人。锦州解放的消息传到久困的长春，国民党军队的精神顿时瓦解。曾泽生率部起义，郑洞国率部放下武器，长春宣告解放。

锦州、长春解放后，蒋介石梦想夺回锦州，摆脱不利的战局。10月15日，蒋介石再飞沈阳，大骂卫立煌和廖耀湘，严令廖耀湘率攻击兵团加速攻击，“如再延误，将以军法从事”。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加快攻击兵团的前进速度。10月18日，蒋介石第三次飞抵沈阳，以卫立煌指挥不力，要免卫立煌的职，改派杜聿明为东北主帅。杜聿明见东北败局已定，不愿代人受过，只答应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长官。

蒋就撇开卫立煌，让杜聿明向廖耀湘部发令，继续向锦州方面前进，和解放军主力硬拼，夺回锦州。

10月19至20日，蒋介石在北平召集卫立煌、杜聿明面商东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尔后的行动方针。蒋介石仍要杜聿明所指挥的葫芦岛国民党军队东进兵团与廖耀湘所指挥的攻击兵团东西对进，夹击解放军，收复锦州，并在大凌河地区会师。卫立煌坚决反对这一方案。卫、杜主张攻击兵团仍退回沈阳，保存实力。20日晚，卫立煌打电话给廖耀湘，说蒋介石最后采取了攻击兵团撤退营口的方针，但为时已晚。

10月21日，廖耀湘率该兵团向辽西走廊东端的黑山、大虎山解放军阵地进攻。廖耀湘兵团依靠空军配合，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没有攻破解放军的防线，士气低落。此时，攻占锦州的解放军主力回师东北，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全歼廖耀湘兵团10多万人。

长春解放后，原在该地区的解放军挥师南下，直指沈阳。围歼廖兵团的解放军主力一部亦向沈阳急进。10月30日，卫立煌离开沈阳。在解放军大兵压境下，国民党沈阳防守兵团迅速瓦解。除师顽抗被全歼外，其余则纷纷投诚，放下武器，或主动向解放军联系起义。11月2日，沈阳解放。同日，营口也告解放，辽沈战役结束。

11月9日，杜聿明率锦(西)葫(芦岛)国民党军由海上逃窜。卫立煌离开沈阳后，先到葫芦岛，后飞往北平。

三、蒋、卫军事分歧的真实原因

自年1月卫立煌到东北战场后，蒋介石与卫立煌之间矛盾迭起。争执的焦点，在辽沈战役发动以前，集中在要不要将沈阳军队撤往锦州；锦州被围之后，表现为是否派沈阳之敌解锦州之围的问题。这恰恰是事关东北战场战局的关键。

蒋介石之所以要将沈阳之敌撤退到锦州集中，无非就是要把东北之敌转入关内，确保华北，摆脱不利形势。事实上，国民党为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于年8月上旬，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实行重点防御的方针，准备撤退东北，集中兵力，以攻为守。

而卫立煌坚持按兵不动，是想多拉一些部队摆脱蒋介石的控制，以待时局的变化，最后投到人民一边。

从表面上看，蒋卫之间矛盾的直接冲突是在卫立煌到东北战场之后，而实际上卫立煌对蒋的不满早就存在。

十年内战时期，卫立煌作为蒋介石的一名反共悍将，为国民党进攻那豫皖根据地，武力推翻福建人民政府，屡立战功，成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但因非亲信嫡系之故，一直得不到重用，心怀不满。

抗日战争时期，卫部在山西时曾与八路军在同一战区，双方能配合作战，思想上起了变化。他学习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建立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文工团，并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接见。年1月，他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同八路军驻洛办事处合作得比较好。对于国民党制造的反共摩擦能够予以敷衍和抵制。确山惨案发生后，卫立煌震怒之余，将南阳专员撤职，并惩处有关人员。他不顾蒋介石、何应钦之电令，照常发给八路军的饷械。这一切均遭蒋的猜忌，被调离第一战区，解除本兼各职。

年10月，中国远征军准备配合盟军反攻缅甸，在盟军的强烈要求之下，蒋介石不得不起用卫立煌，出任远征军司令官。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年1月，远征军打通中印公路，完成了收复缅北的任务，卫立煌更是声震中外，被西方称之为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获青天白日最高勋章，外界盛传卫立煌将出任陆军总司令。3月，却被任命为副总司令，卫知道自己与总司令何应钦的思想和作风均不合，难以共事，故不到部问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民党阴谋发动全面内战，卫立煌主张国共之间的争执及八路军的改编都应以政治手段来解决，与内战的叫嚣格格不入。全国内战爆发后，卫态度消极，深居简出，筹谋出国。

年11月，蒋介石派卫立煌出国考察军事。年秋考察结束抵达上海。年1月被送到东北战场。关于卫立煌在东北战场上所采取的策略，有关回忆文章都认为卫是企图保存实力，以待时局的变化，等国民党军队补充充分，准备好了再反攻。卫夫人韩权华解放后谈及卫立煌到东北时说：如果认为卫立煌按兵不动，是想替国民党保存实力，“那就与事实谬以千里，完全抹杀了卫立煌当日的苦心了。卫立煌去东北，并不是想帮助蒋介石打仗，而是促成蒋介石失败。”这是符合实际的，试想一个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人，怎么能在内战快要结束时又积极为蒋介石保存实力，以准备更大规模的战争呢？到东北战场后的卫立煌已不是十年内战时期的卫立煌，甚至已不是出国考察前的卫立煌了。

卫立煌在出国考察期间曾有过一个重大的行动。年春，卫立煌一行离开美国到欧洲考察。在巴黎，他通过留法学生左派领袖、物理学家汪德昭，设法与中共联系。卫立煌还拟了一封代电，由汪德昭、韩权华译成外文，并由汪德昭设法转递，几经辗转，最后转到延安。内容大致是，“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决心站到人民一边，和有关方面进行军事的、政治的及其他的一切配合。”电文中还提到顾及到个人的环境，希望绝对保守秘密。

年1月，卫立煌到达东北后，汪德昭也收到了中共有关代电的回电，主要内容是希望卫立煌自己选择时机，并利用一切机会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汪又给卫立煌发电，将中共的意图向卫立煌做了转达。为了继续与中共保持联系，卫立煌还邀请汪德昭到东北，就任东北“剿总”的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可惜尽管汪德昭思想进步，但因长期在国外从事科学研究，和中国共产党并不十分熟悉，所以没能与中共和解放军直接联系上。

尽管如此，卫立煌还是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如前所述，除了提出一贯与蒋对立的战略之外，还想方设法保护爱国民主人士，提醒与解放军联系的国民党军队将领注意保密。尤其是沈阳的重工业工厂得以保存下来，与卫立煌关系极大。

蒋介石既然已经做出了从沈阳撤退的准备，自然不愿把沈阳的重工业原封不动地留给共产党。他制订了破坏沈阳工业的计划，并派联勤总司令郭忏亲自到沈阳督促破坏。卫立煌则故意阻止执行，不签署破坏命令。蒋几次催问，卫都借口时机未到，一直拖到沈阳将失，郭忏仓皇逃走，破坏计划落空。

由于卫立煌一直没有能够同中共正式联系上，手中又无可靠军队可用，所以当时只能用合法形式进行反蒋斗争。他所采取的“保存实力”就是将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控制在手中，不让蒋介石把已经成为瓮中之鳌的装备精良的军队调到关内，增加解放军的压力。所以卫立煌一直站在他的部下能够接受的认为合情合理的立场上，提出一贯与蒋对立的战略，并鼓动部下抵制蒋介石的战略。

如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杜聿明、廖耀湘等也反对出兵辽西解锦州之围。既让蒋介石送掉自己的军队，自己又不承担责任。这就是卫立煌到东北战场后用心良苦所在。正是由于卫立煌与解放军采取了合作的姿态，才使解放军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得以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如果在解放锦州的关键时刻，解放军受到来自塔山和沈阳的国民党军队东西夹击，受到的阻力会大得多。国民党方面在谈及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时，认为“东北之失陷，基于锦州之失守，而锦州之失守，由于沈阳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达，在于卫立煌之不能即时奉行命令”，卫立煌“贻误戎机达十三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乱造反，否则，断未见有此种不受节制之将领"，“卫氏之罪，岂容诿卸”，用语极其尖刻。

美国方面亦认为“卫立煌于9月25日奉命解锦州之围，迟至10月9日始率其一部兵力离沈，途中与敌遭遇，被其各个击破，永不能达目的地”。国民党和美国方面把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卫立煌之抗命不遵，贻误战机，固然有夸大之处，但至少可以说明辽沈战役时期的卫立煌并非真心实意地为国民党打内战。卫立煌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加速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的失败。

四、辽沈战役后的卫立煌

东北战局是蒋介石三到沈阳策定的，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为了逃避朝野谴责，于11月26日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卫立煌被撤职后，住在北平。

此时，傅作义的思想正在发生变化，而蒋介石又忙于徐州战事，无暇顾及。乘此混乱时机，卫立煌包了一架陈纳德民航公司的客机，经上海到达广州，准备到香港去，后被保密局特务发觉，报知南京。蒋介石下令将其送往南京，软禁起来。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由代总统李宗仁下令恢复其自由。

年春节过后，卫立煌一家秘密离开南京到达上海，乘英轮到达香港，做了一名寓公。卫立煌定居香港后，时常关心国内的形势。他常给其旧部写信，要他们认清形势，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当他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非常兴奋。他不顾自己还戴着一顶“战争罪犯”的帽子，向毛主席发去了贺电，祝贺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八路军密切合作的老朋友。台湾方面也对他进行威胁利诱，企图胁迫他到台湾。卫立煌毅然选择了报效祖国的道路，于年3月15日到达广州。

卫立煌回国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亲切地接见了他，并给予他很高的荣誉。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

卫立煌将军从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信徒，到十年内战时期被反动阶级吹捧为“剿共”名将；从抗日战争时期力主国共合作，到解放战争时期反对内战政策，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最终走到人民一边，成为新中国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其中虽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但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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