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天子文韬武略,亦有隐患留存后世明

明宣宗朱瞻基，是大明第五代皇帝，生于洪武三十一年（年），永乐九年（年）被成祖立为皇太孙，钟爱异常。其父仁宗的皇太子地位，也是因为有这么个好儿子、“好圣孙”，才得以稳固。

洪熙元年（年）五月，仁宗去世，皇太子朱瞻基继位，即明宣宗；宣德十年（年）正月，宣宗去世，一共当了九年半的皇帝。

在位期间，宣宗基本继承了永乐、洪熙年间的清明政治局面，重用“三杨”、蹇义、夏元吉等数朝老臣，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得明初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民间得以安居。

宣宗本人颇知民间疾苦，经常以历史上注重民力、爱惜百姓的汉文帝、隋文帝、唐太宗等帝王勉励自己；而以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导致国家衰落、甚至社稷覆亡的汉武帝、隋炀帝等奢欲帝王为反面例子，以警醒自己。并因此总结出经验：国家之兴盛，在于休养生息、百姓安定；而国家衰落，必由于大兴土木、妄动兵戈。

为了显示与民休息的决心，宣宗首先从自身做起，厉行节俭。并说：“人君节俭，则户口日繁；财赋自然充足。”日常宫中器物用度，均减少供应，够用即可，不再多置办。仁宗及宣宗自己的陵墓，也是按照简朴风格，仅仅数月就完工，不再耗费极大物力人力。

宣宗执政期间，能够约束自己，虚心纳谏，做到亲贤臣、远小人，整肃纲纪、明辨是非；政治较为开明，社会也比较平稳，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经济也有一定发展。宣宗本人的确可以称为有作为的贤君。

但是人无完人，即使如同宣宗这样相对有成就的皇帝，同样也存在这一些缺陷，由于其施政的失误，及政策的缺陷，总还是为后世留下一些隐患，其中有的甚至遗患无穷，具体来说，似乎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弃守交趾；

交趾，是今天的红河流域，自汉武帝时期起，就归属于中华中原王朝，历时千年之久。晚唐五代时，中原混乱，力有不逮，所以交趾趁机自立，割据独立。

永乐四年（年），交趾内乱，陈朝被胡氏篡夺。明成祖先是收留陈朝王子，后来又派兵把他送回，准备册立新王。但是胡氏途中杀害了陈朝王子，并同时对护送的明军多有杀伤，主动挑衅。

成祖大怒，立即发兵讨伐叛逆，第二年平定交趾叛乱，擒获胡氏叛臣，并废除王国，设立交趾布政使司，至此脱离中华四百多年的交趾重回中原版图。

虽然重新收回交趾，但是当地人已经独立四百年之久，对于中原认同感几乎不存在，再加上明朝管理当地的官员对于交趾横征暴敛，使得当地的百姓奋起反抗，多次举行起义，击败明军。而明军在交趾的驻军耗费巨大，所得却寥寥，实在得不偿失。成祖在世时，没有人敢于提出自交趾撤兵的建议。

永乐二十二年（年），成祖去世，之后继位的仁宗不过在位十个月就去世，所以，交趾这个拖累大明的摊子，最终就得由宣宗来解决。

自宣德元年（年）起，明军在交趾屡屡被当地反抗势力击败，丧师无数，国家耗费也愈加庞大。宣德二年（年），交趾人连续击败成山侯王通、安远侯柳升率领的明军，王通受伤，柳升阵亡。

当年十月，宣宗在听取了诸辅臣的意见后，决心放弃交趾，撤回驻守官吏军队，以摆脱这个给予大明极大负担的烂摊子。

宣德三年（年），在宣宗的决策下，明朝正式放弃交趾，撤退回国。虽然这一决策使得明朝在南方的压力和无休止的投出得以消除。

但是长远来看，明朝弃守交趾，却是使得当年成祖讨伐胡氏、“郡县安南”，以震慑西南诸藩国的举措半途而废。

明军自交趾撤兵，无疑是对叛乱者的妥协，也大大损害了大明国威。自此，西南各藩属不再对大明诚惶诚恐、恭顺低伏。而是逐渐起了轻视之心，此后西南麓川、缅甸等地、乃至国内广西、土司，都不再畏服，敢于主动挑衅大明，与宗主国兵戎相见。

这些后果，都是因为当年宣宗没有深思熟虑、坚决维护威慑政策。如果宣宗一面遣派宿将驻守交趾（如英国公张辅）坚持保土，一面并以安抚怀柔之策辅助，如同安定云南一样，守住交趾国土，则红河流域绝不会离开中华而自立。

宣宗考虑不周，为削减短期耗费、急于割舍“耗费巨大烂摊子”的交趾，草率撤军，成祖辛辛苦苦所收复的故土再一次失去，实在令人遗憾，这与宣宗失误的决断之是分不开的。

二、开办内书堂；

洪武十七年（年），明太祖在设立內官诸司衙门同时，也制定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翻令者斩”的诏令，制成铁牌，悬挂于宫门之侧，已警示后世子孙。

此后，建文、永乐、洪熙诸朝都遵照太祖制度，严格使用宦官，并限制其职权。虽然有郑和这样的名垂青史太监（明制，宦官诸司衙门首领称太监、副手称少监），但是在宣德以前，宦官的势力被严格限制，其干预政事的能力和条件都不存在。

宣德元年（年），宣宗在继位当初，就改变祖制，“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令大学士陈山等教授之”。每年都选取几百新入宫的小宦官，在大学士（后来是翰林清贵官员）的教导下，学习文化知识、儒家经典，经过数年的培养，其中优秀者会被补入宫内各职司任职。

宣宗培养宦官学习文化，掌握知识，其实是为了更加稳固地掌握皇权。自太祖诛杀胡惟庸，废黜丞相制度后，皇帝便亲力亲为、大权独揽，一人处理全部军国大事。太祖那样的勤勉之君，对于单独处理政事倒是可以完成。

即使这样，还是设立有殿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秘书，协助其处理政务。初期的大学士品级不过五品，工作职责也只是建议、以备咨询，职权不大，不足以威胁皇权。

永乐以后，面对诸多繁杂政务，皇帝渐渐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身边的秘书：诸大学士们，则开始更多地担负起日常政务的处理，获得了代皇帝做出决断（即票拟）的权力，地位权势日渐重要。明代内阁制度，由此开始成形。

虽然成祖、仁宗，乃至宣宗本人，与这些助手们关系十分融洽，平常相处也很相得，仁宗本人还是得诸内阁辅臣们的支持，最终才能继承皇位，对于这些辅臣们的感激之情绝不虚假。但这是以皇帝本人的优秀素质为前提，能够掌控住朝政大权，才达成的局面。

宣宗还没有登基前，就预见了之后内阁势力会越来越大，一定会成为皇权的制约和威胁，自己可以以充沛的精力和勤勉的执政来驾驭这些贤臣，但是不能保证日后子孙嗣皇帝也能有祖宗一般的精力和毅力，牢牢掌控皇权。

而目前的诸辅臣们也是贤臣，确实忠心无二，但是不能保证日后这个制度下，他们的后继者也能如同先辈一样，忠心无私，早晚会有臣子因为权力过于集中，而做出威胁皇权的事情。前代诸多权臣篡位，改朝换代，都是这个路数。

而宣宗想要破除这个局面，除非彻底废除内阁制度，但是他自认没有太祖那样的天分和勤勉，一人治理天下，实在是太难。即使下决心消除隐患，对于自永乐年间起就辅佐自己祖孙三代的老臣们，他又做不出像太祖那样全部清除掉的狠心事。

于是，宣宗有意扶持一股亲近的力量，来制衡凭借内阁制度而逐渐掌控朝政的文官集团，而且这股力量还必须受自己、以及后世子孙所控制；同时也有能力、有作为牵制文官集团。最合适的选择，自然就是日夜随侍身边、作为天子家奴存在的宦官集团了。

宦官作为皇帝身边最亲近人，理所应当受皇帝信任，同时，他们身体残缺，没有后代，也不用担心会形成世袭家族。作为皇室奴仆，他们的利益与皇家是一致的，忠心度不用怀疑。如果加强他的知识，赋予他们处理政事的资格，那就是制衡文官集团的天然助力。

考虑到这些，宣宗才决定培育宦官中的“知识分子”，让他们熟知礼仪典故、儒家经典，日后好为自己分担政务处理。另外皇帝不方便直接出面与文官发生冲突，所有代表皇权出面与文官集团激烈交锋的事情，都可以由宦官首领代为出头，这样，皇权不至于被文官集团架空，而皇帝也可以减轻压力，更好地操控朝政。

宣德以后，內官大太监们如果要进入司礼监，成为皇帝的私人秘书，替皇帝分担政务，代行“批红”，基本都要出于内书堂的宦官学生中。由于教授他们的基本是翰林院的文臣，所学的知识及思想也严格遵循儒家传统教育。所以有明一代，內官司礼监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基本都是有学识、有见地的文化人，品德操守暂且不过，能力上基本是没有问题，也很好地承担了皇帝助手、秘书的工作。

但是，宣宗开办内书堂的制度，无论出于怎样的目的，最终制衡文官的目的也算达到，这项制度对于大明后世，确实遗祸不浅。宦官集团依仗皇权攫取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权力，客观上使得大明的政治结构发生极大改变，朝政自宣宗以后不再清明，后世皇帝怠政者居多，这使得宦官能够假借皇权操控朝堂，与文官针锋相对，争夺权力，国家因此施政混乱。

宦官中虽然也有正常人，但是居多的是因身体残缺而导致心理阴暗、乖戾的险恶之辈。他们掌握权力，有确实没有文官那样相对高的操守，贪婪的追逐私利，结党营私，给日后的大明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无一不是因此而登高位，掌握权力，肆意妄行，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这都是因为宣宗重用宦官，扶持內官而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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