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启示录党争是如何重创当时世界上最强大

文/品论社

明朝是如何灭亡的？史书上记载得清清楚楚，党争，土地兼并，自然灾害，外敌入侵，种种毁灭性因素，彻底压垮了这个存续了两百七十余年的汉人王朝。

回顾明朝兴亡历史，兴—盛—衰—亡的传统王朝发展脉络清晰可见，自太祖朱元璋发迹濠州，历经洪武、永乐、仁宣等治世，土木堡之变后由盛转衰，后虽有弘治、万历等所谓中兴，但国势日颓，一去不复返，直至李闯王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最终国灭。

细究明王朝覆亡的根本原因，其实与过往的历朝历代并无太大差别，总结下来无非就是一句话：天灾人祸。

自明中后期起，旱灾、蝗虫、小冰河期、鼠疫等天灾轮番上阵，重创明王朝，而人祸则主要表现在宦官专权、官僚贪腐、土地兼并等，这其中，党争更是大大加剧了朝政混乱和统治危机，是明朝最终走向覆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党争”一词可谓历史悠久，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党同伐异”就与人类脱不开关系。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有斗争就形成派系。人们以地域、亲缘、价值取向等为纽带组成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早在古埃及时代，在统治阶级内部，军事将领、祭司、文官等非王族之间，以及非王族与法老王族之间，就形成了所谓的“派系斗争”，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这样的“派系斗争”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党派斗争，这是政治文明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古代，“党”一词通常带有贬义，指的是因意见相合或利益相关而结成的团体。论语有云：“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此外诸如“朋党”、“结党营私”、“党羽”等词汇也都充分说明了，“结党”在古代中国并不是一件正义的事。

尽管结党非君子所为，但在古代中国官场，士大夫结党却是常事，党争也就成了政治斗争的常态，先秦时代的诸子之争、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唐代中后期的牛李党争、北宋初年的新旧（变法）党争、南宋的和战之争、明代后期的东林党争、晚清的帝后党争和洋顽（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争……历朝历代，党争可以说是始终如影随形。

历代党争中，又尤以明代的东林党争最为惨烈，影响最为深远。

01东林学派

明朝万历二十二年，朝中士大夫领袖、吏部郎中顾宪成因直言进谏而触怒神宗皇帝，被削去官籍，革职遣送返乡。

削官返乡的顾宪成，与当时辞官在家的同乡及学生高攀龙，在二人家乡无锡共同发起重建东林书院，开始聚众讲学，并会同顾允成、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人，发起东林大会，时人称此八人为东林八君子。

东林学院既读书讲学，又点评朝政，指点江山，抨击时弊，加之顾宪成等人本来就是当时士大夫意见领袖，因此东林书院迅速聚拢了大批读书人、文官，俨然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中心和舆论中心。

东林八君子及其追随者的出现，引起了朝中一部分人的警惕和排挤，反对者斥之为“东林党”。而在“东林党”之外，朝堂中也逐渐形成了一股专门对抗“东林党”的政治势力，他们以地域籍贯划分，分别是以浙江人沈一贯、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湖广人官应震、黄彦士为首的“楚党”；以给事中山东人亓诗教、周永春为首的“齐党”；以安徽宣州人汤宾尹为首的“宣党”；以江苏昆山人顾天峻为首的“昆党”。

与“东林党”势不两立的，还有明代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阉党”。

就这样，明朝政坛上形成了两股完全对立的政治势力，一边是“东林党”，一边是依附和勾结在阉党周围的“齐楚浙昆宣党”，党争自此掀开序幕。

朝堂之上，两派官员相互倾轧，争斗不休，党争持续了数十年，直到南明的流亡王朝时期，依旧斗得你死我活，最终也伴随着明王朝走进历史的尘埃中。

而原本站在正义一方的“东林党人”，也在这场漫长的政治缠斗中，忘记了初心，变成了自己曾经痛恨的恶龙。

02国本之争

早期的“东林党人”，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八君子为核心，这八个人均是当时声名远扬的名贤大儒，才学气节堪为士大夫领袖。他们心怀国事，主张改革弊政，振兴吏治，开放言路，反对宦官专权乱政和权贵贪赃枉法。

在积弊已深的明朝中后期，东林学派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可算得上是一股清流，大批与之政见相合的士子和中下层官员聚拢到八君子身边，东林学派日渐声势浩大，这引起了朝中当权者的嫉恨。

明代中期以来，宦官把持朝政，上达天听，下控群臣，堪称为中国帝制时代宦官权力的巅峰。朝中当权者必须依附于宦官，才能正常行使其政治权力，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阉宦大权独揽，广树党羽，朋比为奸，朝纲日渐败坏，民生凋敝，大明王朝正步步走向衰亡。

东林学派的出现，是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士大夫对宦官阉党倒行逆施的强势反弹，也是中下层官僚对上层当权者的长久不满的爆发，东林学派官员频频上书参劾权宦和阉党，而阉党则不遗余力地打击报复东林党人，双方矛盾日渐激化。

明末党争大规模爆发的发端，是发生在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

国本之争，所谓“国本”，指的就是“储君”，封建王朝向来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也”，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实际上即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太子册立问题。

明神宗宠幸郑贵妃，有意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但是按照传统中国“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的礼法祖制，皇长子朱常洛才应该是太子的人选。在立储问题上，朝臣尤其是东林党人大多拥护皇长子朱常洛，而阉党为了讨好神宗和郑贵妃则明里暗里怂恿神宗废长立幼。

这场皇储之争持续了十五年之久，四位内阁首辅被迫辞官，一百多名官员被削职、罢官甚至发配充军，最终在朝臣的压力下，明神宗被迫让步，立朱常洛为太子，这场足以影响明朝国祚的大争论才终于告一段落。

国本之争影响深远，这场皇帝家务事余波未平，由此所引发的被称为明末三大迷案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让继位一个月便驾崩的朱常洛成为明代在位最短的皇帝，让明末党争愈演愈烈，更让明王朝彻底走上倾覆之路。

03京察党争

明代自明初洪武年间就确定了外官（地方官）和京官的两套官员考核制度，前者称为“大计”，后者称为“京察”。明初京察规定为三年一考，后改为十年一考，弘治年后确定为六年一考。

官员考核关乎官员的官场命运，关系到官员的奖惩、升贬、去留，巨大利益当前，当然就难免发生徇私舞弊，而随着党争进入白热化，京察考核日渐丧失其该有的公正性和客观性，结援同党、排斥异己成为常态。

万历二十一年（年）的癸巳京察，是一次颇具特殊意义的京察，在此之前，京察已流于形式，“长官往往博宽大之名，每届京察，只黜退数人，虚应故事，余概优容”，而这一年的京察，考核官吏部尚书孙龙与考功郎中赵南星等秉公考察，以致许多不合格京官遭到罢黜，这引起了朝中当权派和阉党的嫉恨。为了报复，他们对孙龙、赵南星、李世达等人大肆攻击诋毁，最终迫使孙龙、李世达辞官，赵南星贬斥为民，高攀龙远谪广东。

次年，另一位东林书院创始人、吏部郎中顾宪成因推举前一年京察之争中辞官的孙龙再任阁臣，而被削去官籍。革职后的顾宪成返回家乡，与高攀龙、顾允成等人重修东林书院，发起东林大会，东林党便是发端于此。

癸巳京察之争可谓打开了明末党争的潘多拉魔盒，此后的京察考核逐渐沦为朝中各方政治斗争的主战场，一派一旦掌握京察考核权，即以考核名义对另一派施以打击，党争也由过去仅是政见上的分歧争论彻底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

万历三十三年（年）乙巳京察，考核官为东林党人吏部侍郎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浙党官员多遭贬斥；万历四十五年（年）丁巳京察，主考核官吏部尚书郑继为浙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天启三年（年）癸亥京察，赵南星重掌吏部，又逐齐楚浙党……京察考核已经彻底沦为朋党斗争的工具。

04东林党狱

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宗贤大权独揽，阉党势力横行朝野，“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东林党自此遭受重创。

天启四年，魏宗贤为了打击东林党，指使阉党成员王绍徽仿照《水浒传》编造《东林点将录》，将当时的东林党人诬蔑为《水浒传》式的反贼乱党。

其时顾宪成已经去世，东林党领袖为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他在《东林点将录》被称为开山元帅托塔天王，而赵南星则被称为天罡星玉麒麟，高攀龙称为天闲星入云龙，此外魏大中是天杀星，杨涟、左光斗分别是天勇星和天雄星，在封建帝制时代，这样的诬蔑虽然卑劣却极其有效。

之后，魏宗贤又使人开馆编纂《三朝要典》，为红丸、梃击、移宫三大疑案翻案，借此罗织罪名，诬陷攻击东林党人。明熹宗朱由校昏庸无能，听信魏宗贤谗言，乃下诏拆毁东林党人的精神圣地——东林书院，并烧毁全国各地书院，更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东林党骨干收入诏狱中迫害致死。

在魏宗贤的大肆打击之下，东林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阉党大兴冤狱，大批党人横遭诬告陷害，万历、泰昌两朝在与阉党对抗中尚能略处于上风的东林党至此彻底崩溃败退。

魏宗贤掌权期间，是明末党争最惨烈的时期。

05南明内讧

天启七年，崇祯皇帝即位，贬斥魏宗贤到凤阳府看守皇陵，同时开始打击阉党，不久魏宗贤畏罪自杀，魏阉党羽纷纷伏法，阉党集团覆灭。

崇祯二年，皇帝下诏重修东林书院，为此前受迫害的东林党人平反，并大举起用东林党官员，然而，遭受重创的东林党再也没能恢复元气，一如当时的明帝国。

崇祯一朝，曾经强盛的明王朝已到了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境地，明思宗朱由检刚愎自用、多疑善变，前期雷厉风行铲除阉党，后期又重用宦官，他虽宵衣旰食，勤政为国，可惜志大才疏，加之明王朝早已是颓势尽露，积重难返，外有导致自然灾害猖獗连绵的小冰河期，内有持续数十年的党争内乱，曾经盛极一时的明王朝，终究难逃灭亡厄运。

崇祯帝自缢殉国后，大顺军攻入禁宫，随后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攻陷京师，并迅速占领河南、山东、山西等北方地区，明王朝已失去对北方中国的控制，而在南方，残存的明朝势力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政权。

南明朝廷，表面上统治着淮河以南的南方中国，但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南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南明朝廷政令只在江南几省。

然而饶是如此，南明朝廷内部却依旧深陷党争漩涡，大敌当前，他们非但没能和衷共济一致对外，反倒继续明争暗斗，党争的巨大阴影始终如梦魇般盘旋在南明政权头上。

接过东林党党争“大旗”的，是复社。

复社成立于崇祯初年，取意“兴复古学”，当时东林党在魏宗贤阉党的大肆打击下元气大伤，党人凋零，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复社的政治主张和道德取向与东林党高度一致，复社成员更视东林党为前辈，自认为东林党的延续，而东林党后期的重要骨干人员，如钱谦益、黄道周等人纷纷加入复社并成为领袖人物，复社因此又被称为“小东林”或“嗣东林”。

直到南明政权彻底覆灭前，复社一直是朝中一股重要政治势力。崇祯在位时，复社与阉党为敌，紧跟东林党步伐，南明政权建立后，复社的对手变成了阮大铖、马士英等“阉党余孽”，讽刺的是，阮大铖曾经也是东林党人。

南明小朝廷的内斗是明末党争的延续，其剧烈程度比东林党争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明共历弘光、隆武、鲁监国、绍武、永历等几任皇帝。弘光一朝，朝中势力错综复杂，既有阮大铖、马士英等逆案余孽，又有张慎言、钱谦益等东林—复社文官集团，还有江北四镇总兵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等军阀，几股势力互为寇仇，明争暗斗不休，即使到了国破家亡的关口，南明朝廷内部仍旧党争不断。

弘光元年三月，驻守武昌的军阀左良玉打着“清君侧，诛马阮”的旗号，发兵数十万东下直取南京，所幸行到九江病死舟中，叛军旋即大败于南明总兵黄得功，最终，左良玉之子梦庚率残存叛军投降清军。

左良玉的叛变，给了风雨飘摇的南明小朝廷致命打击，这场叛乱将南明政权内部的混乱内讧体现得淋漓尽致，数十万明军在这场毫无意义的叛变中消耗殆尽，南明再也无力回天，不久后，清军攻陷南京城，弘光朝廷覆灭。

南京城破后，南明政权一路南逃，然而内讧的“优良传统”却始终如一，不光朝臣、军将、内侍们斗个不停，就连象征着国家正统的皇帝之位，也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夺中，弘光帝继位时，皇位之争还只是文斗，南京陷落以后，皇位之争陷入武斗，前有隆武与鲁监国的正统之争，后有绍武与永历的相互攻伐，如此内斗不休，谈何复国？

即使到了永历朝后期，已经退守西南的南明小朝廷内部还是爆发了孙可望、李定国、白文选的三王内讧，这场内讧彻底葬送了南明政权，短短几年兵败如山倒，永历帝一路南逃经云南至缅甸，后又卷入缅甸内乱，最终身死国灭，明朝皇统至此彻底灭亡。

06党争之祸

“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清代反理学派学者张烈将明朝灭亡归结于党争，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但不得不说，明末党争确实重创了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

“急功名、多议论、恶逆耳、收附会”，这是史学界对东林党的另一种评价，在很多史学家看来，东林党意气用事，刚愎偏狭，在数十年党争中更是将他们地主官僚的局限性显露得淋漓尽致。

东林党也好，复社也罢，最初他们怀着饱满而朴素的政治热情，投身到反抗阉党权臣的斗争中去，成为维护法统道统的旗手，“济世救民，志在世道”的宗旨，是他们获得政治权力的源泉。

但后期的“东林党”，却在长达数十年的政治斗争中，忘却了原本纯洁高尚的政治理想，成为了在政治漩涡里终日缠斗不止的恶龙，“屠龙的少年，终将成为恶龙”。

党争并不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事物，实际上，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里，政治斗争从阶级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始终如影随形，随着社会发展，政治活动中的个人斗争必然会上升为派系斗争，缔结利益共同体是政治斗争的必经阶段，于是所谓的朋党乃至党派就出现了，党争也就从此诞生。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诞生于欧洲早发资本主义国家，相较于中国帝制时代的官僚朋党，现代政党无论在组织的严谨程度还是政治主张的统一性上都要远超中国古代的官僚朋党。

在大航海时代之后的数百年里，西方国家的发达强大让西方式政党政治体制一直被视为政治制度中的最优解而被广泛推崇，但事实上，这种被吹捧为“接近完美”的政治制度在真正的实践中被屡屡证明是“坏制度”。

政党之间的倾轧斗争便是西方竞选式政党政治的致命缺陷之一。

相比于古代中国的朋党之争，现代西方国家政党之间的斗争，少了一丝你死我活的残酷，多了一分赤裸裸的尔虞我诈。党派斗争所引发的政治混乱、社会撕裂和阶层冲突给西式政党政治体制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让这个在《历史的终结》中被称为“人类意识形态演进过程的终点”和“人类最后的政体形式”的“完美制度”沦为笑谈。

——End——

图片均来自网络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td/45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