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期,传统农业科技文化在东南亚地

东南亚，指亚洲东南地区，由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组成，包括现今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东帝汶等国家和地区。其不仅与中国大陆有着漫长的边境线，而且其作为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扭纽和交通要道，也是中国海上对外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

故此，早在远古时代，我国的先民就同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进入战国秦汉之后，随着他们之间的友好相处和亲密交往，以及中原传统农业科技文化体系的逐步完善。双方之间的经济与科技文化交流随之全面展开，从而奠定了这—地区经济与文化全面发展之基础。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陆海交通与交往

中南半岛与我国西南地区接壤，有着漫长边境线，而且中南半岛的许多重要河流山川，诸如红河、湄公河、萨尔温江、长山山脉等，也都发源于中国境内，这种紧密的地理连结为双方之间的交通往来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故此，早在远古时代，双方就己开始了较为频繁民族交往,形成一个较早的民族大走廊。据民族学专家考证研究，东南亚古代民族同中国西南的古民族存在着某种的渊源关系。

“地理和环境提供了两地人类交往的条件，更新世的人类可能是从中国的云南经泰国、缅甸取道马来西亚半岛，通过巽他陆桥桥进入爪哇的。这样，秦国的克隆文化、马来西亚的坦彭文化的发现有重大意义”,“整个越南半鸟包括缅甸、暹罗、老挝、越南、柬埔寨以至马来半岛的种族都来自中国的西南。”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百越民族在中国南方的崛起，其与东南亚诸族的联系和交往更为频繁，这更加深了这一民族渊源关系的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学》中肯定同百越民族有某种血统关系的东南亚民族就有七个，足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化渊源之深。战国秦汉时期，伴随中原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央集权统治的逐步强化，中央政权对南方的控制强度和影响范围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样使得中国与中南半岛诸国的联系更为直接和密切。

战国秦汉时期同中南半岛诸国以陆路交通为主体的往来路径大致有三条，即西路的缅甸道、中路循红河的下航水道以及东路沿盘龙江入越南地区的道路。在同中南半岛各国的交往中，由于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优越的地理环境，越南是同我国交往最早和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之一。据文献记载，早在三代之时，两国似已开始了较为正式的交往，《韩诗外传》卷四载，周成王之时，越棠氏来聘，“重译而至”；《尚书大传》也有“越棠氏重译而来”的记载。而所谓的越棠国，其地理位置大致上位于越南的中南部。据考古资料分析，中越接触的历史可能追溯得更早，近年来考古学家在越南北部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物，与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物在形制上极为相似，足以印证两国往来历史之久远。

战国时期，中国南方的百越诸族势力渐盛，其活动范围相当广阔，“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地）至稽，七八千里，百粤（越）杂外，各有种姓。”其中的南越、骆越诸族的活动范围已远涉至越南北部地区，而且其中不乏进入交趾以南的各部族，如越棠人、文朗人、安阳国人等等，他们同中原文化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公元前年，秦挟灭楚之威，"因南征百越之君”，开始了统一百越的历史性进军，平闽越、夺东瓯、攻南越、凿灵渠，至始皇33年（前年）末，秦军终于将“百越”之地悉数占领；为了强化统治，秦廷在这里徙民建郡，并修筑新道，“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并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

其中的象郡治所在越南会安附近，南界至北向户，辖区则己囊括了越南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秦末内乱迭起，真定（河北真定县）人赵佗乘中原无暇南顾之际，诛秦所置吏，自立南越国，领有岭南地区。据考证，当时南越国内至少有交趾、九真、日南等三郡辖区即在今越南境内。汉立国不久，赵佗对汉既仰慕又畏惧，遂欣然接刘邦给予的“南越王”称号，从此“称臣奉汉约”，成为西汉王朝的一个属国，南越国与中原文化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其国内仿秦汉制行郡县立官制，而且所使用的货币及通行的度量衡也与中原完全一致。

吕后执政时，由于举措失当，双方反目，赵佗自尊为南越武帝，并派兵北掠长沙国，旋即又在陆贾劝喻下同意去帝号，“顿首谢，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并作出了“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的声明，至此又恢复藩属关系。汉武之时，国势日盛，遂宣谕南越王及太后“内属”，但丞相吕嘉等贵族却不愿放弃与汉王朝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地位，公然举兵反叛，汉朝大军遂入南越平叛。元鼎六年（前年）终于攻破南越。南越灭亡后，汉王朝将其地分置九郡，其中包括交趾、九真、日南三郡，重新建立了对越南中北部地区的直接统治，从而加强这些地区同中原经济与文化的联系。

东汉初，恢复了对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的直接统治。光武帝任命锡光为交趾太守，任延为九真太守，“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尊之礼仪”，全面推行汉之法令制度，声威远扬。故建武十二年（36年），九真徼外蛮里“慕化内属”，次年南越徼外蛮也向东汉朝延“献白雉，白菟”。

但是东汉在这里推行汉之法令也受到当地许多蛮人首领的抵触，交趾女子征侧、征贰起兵反叛就是一例。为了平定叛乱，光武帝命马援等率大军南下，“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遂于建武十八年（42年）悉平岭南，马援在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东汉政府在平定二征叛乱之后，在当地进行了诸如穿渠灌田、废除残暴“越律”十二条等一系列经济与文化改革，对当地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战国秦汉时期，伴随着双方交往的日益密切，其间民族迁徙亦渐次进入一个高潮。秦汉设置郡县的同时，为强化统治计，往往迁入大量人口。如秦时在统一百越的过程中，即征纳内地“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始皇三十四年（前年）又发五十万罪犯谪戎到这些地区垦荒种地。这些人口中很多人可能也转辗进入了越南境内。而百越民族自发进入中南半岛者也是比比，据考证，秦汉时由陆路进入交趾或交趾以南的古越人就有多支，这种频繁的民族迁徙交流，对于经济与科技文化的交流是十分重要的。

除同越南的密切交往外，战国秦汉时，中国还同中南半岛的许多国家通过四川云南一线存在着往来，如中印缅道上的择国（今缅甸境内）。研究表明，掉人先民原发祥于川滇边界，春秋战国之际，部分择人奠居于今日缅甸、暹罗、安南等地，公元初，其在今滇缅边境地建立了择国。

东汉明帝于永昌置郡，其与揮国壤地相接，这样揮人与中华宗邦的联系日趋紧密，永元九年（97年），择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绶”，安帝永宁九年（年），“遣使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明年元会，安帝命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綵帛各有差”，顺帝时掉国也曾遣使至洛阳贡献，这些都反映了其与汉王朝的密切关系。中国与柬埔寨的交往也始之甚早，如东汉晋帝建初9年（84年），柬埔寨境内的究不事国即遣使臣至汉，赠送生犀、白雉。此外，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境内的其他民族也在这一历史时期同中国大陆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联系。

总而言之，由于同中国西南地区壤地相接的便利条件，在战国秦汉时期，经中国西南这一陆路中南半岛各民族和中国之间不仅存在着日趋密切的政府往来，而且也出现了双方民族迁徙交流的一个高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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